2012年11月2日，举办的“中国企业家公益之夜”是一场中国企业家与当代艺术家共同行动的公益拍卖，旨在筹集更多资源来解决环境问题。15位当代最为活跃的知名艺术家捐赠作品，所得善款全部汇入SEE基金会，解决环境问题。在此前，艺术家与企业家围绕慈善、环保等问题展开对话。

　　对话者：马丹妮（嘉德在线特邀主持人）、董国强（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吉安（著名新工笔艺术家）

　　马丹妮：我们传统认知中，艺术家、做艺术品拍卖的公司好像与公益、与慈善的关联性好像不是很大。但是在2012年，匡时拍卖公司的董事长董国强先生加入了一个与他的工作没有太大关系的协会，叫做阿拉善生态协会，成为其中一员，开始关注自然环境，环境保护这样的话题。而今天另外一位姜吉安老师是从2010年开始加入阿拉善这个公益行动，在那一次他捐出了自己的作品，成为当时活动中一件很有意思的作品，并且成功地拍出了很好的价格，也为后来我们在阿拉善年报上看到的，艺术家作品拍出的善款，成为了阿拉善后续两年工作中很重要的资金保证。那么今天，我们请董国强先生和姜吉安老师坐在一起聊一聊，他们一个是作为企业家，一个是作为艺术家。管董总叫企业家不是很习惯，因为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个艺术家。他从高中，特别晚才开始写字、篆刻，却把大家能得的奖都得了，后来投身到拍卖行业里面。匡时不是行业里成交额最高的，但是却是最有文化的公司，那么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来谈一谈作为一个现艺术家和前艺术家，现在的企业家来谈一谈慈善、环保、公益的话题。姜老师先谈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I See You这样一个活动？

　　姜吉安：比较早的时候参加嘉德在线赞助的一些展览，就关注了这个组织，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作为文化企业来做这个事可能比其他企业做更有意思，因为带有了文化方面的意义，所以我也一直比较关注，也愿意参与。

　　马丹妮：董总，您每天拍卖都如火如荼，春秋两季，尤其是此刻我们正谈的时候，是您最忙的时候。那您怎么会在您最忙的时候，还关注绿色经济，绿色环保这样的话题。

　　董国强：是这样啊，我是今年刚加入阿拉善这个协会，而且到现在为止，一次活动都没参加过。因为有几次开会都是委托副总参加的，我都在外地出差。他们都说我是“空中飞人”一年里面，有8个月的时间在各地跑，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特点。

　　从环境保护来说呢，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最基本的要为孩子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这可能是一个人最朴素的想法。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到今天，随之而来的也是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不断地破坏环境来助长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成为一对矛盾，如何缓解和解决这个矛盾，其实是政府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很荣幸能加入阿拉善组织，我又多了一份社会责任，自身的意识也会提高。我觉得这次举办的企业家公益之夜，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环境保护的一份责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所以过去我们一说慈善就是捐款、捐钱，我觉得其实慈善不仅仅是用金钱来体现的，更多的说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深处有一份环境保护的意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马丹妮：是，所以姜老师贡献他的时间、智慧，创作的这件作品，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姜老师，您是在用一个传统的材质，表达一个很当代的观念。我们在事先准备这本画册，拿到您作品照片的时候，不太看得懂，如果说您是国画家，我觉得这种表达不大说得通，您是如何定义您自己的。

　　姜吉安：国画家，是可以的。它是一个传统的叫法，但是我所创作的已经不是传统概念里程式化的大家习惯了的中国画，可以说是中国画的一个演变。做艺术创作考虑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不仅仅是画的问题，背后还要有一个思想支撑，与文化、环境都会有关系的。所谓的环境破坏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问题，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工业化以后，中国环境破坏得很快。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追求和谐，统一在一起的一种生活方式，不破坏，而是很尊重自然的。中国建筑与环境的结合，它是利用环境的。而不是像现在把一个东西拆掉了，再建新的。顺势而为，这个“势”是自然的意思。

　　董国强：也是对自然环境的一个保护。

　　姜吉安：其实我们搞艺术有时候想的是，包括作品里面，都包含这种元素，可能不能直接与环境联系，但它是一个文化因素。我以前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做过一些装置，但我本科是画国画的，为什么说，又用传统的方式来做，其实是有文化方面的考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当代化这种发展，完全模仿西方，它可能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工业发展的脉络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突然的这种。

　　马丹妮：董总和姜老师年龄好像差不太多，都是60年代出生的，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其实经历有传统的，变革中的，又有到了工业时代，人的思想，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沉淀，有融合、有分裂，成长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责任和文化的包袱、担当。

　　董国强：我也一直和别人讲，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出生的环境、成长的环境，童年时代所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几种特点，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情怀，具体体现在做事情时有点强迫症（完美主义），总觉得我们身上是有担子的，能成为写进历史的人，是我们毕生的目标。我想姜老师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我们年龄差不多。

　　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是有不好的，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喝“狼血”长大的。但是我觉得也有好的一面，就如我刚才所说的，确实是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就像姜老师做艺术，我做企业，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谋生的手段，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承担一些历史责任，尤其是说，我们尽管是拍卖，我们也想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

　　姜老师也是，他们这代艺术家其实是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阶段，那么中国画在历史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点上应该怎么走，他们有一批这样的画家在做探索。他们的探索，学术界称为“水墨新实验”，这种探索，我想将来我们重新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给予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

　　其实他们是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观念，观念就是姜老师说的内心深处的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它是通过中国的传统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的。看似与过去的中国画有很多不同，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体现的是中国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个人的一个情感的抒发。中国画和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是要张扬艺术家本身的个性，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对他们的水墨新实验，我是投入了很多的关注的，而且我本身也很认同他们的这个观点。

姜吉安捐赠作品《丝绢No.21》

　　马丹妮：其实我来的时候就在想，企业家、艺术家，两个社会职业、角色，但其实无论是做一个好的作品，还是经营一个好的公司，绘画有语言，公司有企业文化，其实都有策略、战略、套路、设计、营造的，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和企业，当我们成长到一定程度，不再为最基本的事情发愁的时候，一定会谈到共同的话题，进入社会层面，然后考虑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匡时这两年做了不少大的文化话题，比如说过云楼和今年的南长街54号，说到本质，企业家是要做生意的，您还会投入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去营造那么大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您有强烈的个人爱好和热情，更多的还有什么？

　　董国强：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所从事的拍卖和资产的拍卖是不一样，首先我们拍卖的是艺术品，艺术品是有一个很强的文化含量在里面，特别是我们在面对些传统、古代艺术品的时候，怎么样去挖掘背后的东西，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所经手的传统艺术品，它能够对学术、对历史研究、对文化的研究能起到补充和佐证的作用，其实这个是我们最高兴的。比如这次梁启超的手稿，所有研究梁启超的最顶级专家，全部来看过，他们都很激动。日本研究梁启超第一人狭间直树看过后说，“是我一生当中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令我们很欣慰。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商业活动，我们能为学术活动提供一个支持。比如89岁的汤志钧也一再说看到这批东西“我是万分荣幸，感谢把它留到今天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受鼓舞，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活动，能够为文化的发展、研究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包括春拍的过云楼，因为过云楼的拍卖，让社会上对古籍有这样一个认识，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商业和文化不是一对矛盾，在任何时候，没有商业的繁荣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你比如唐诗宋词，如果不是商业需求，不会有那么多的文人投入创作，留下优美的文字。其实商业和文化，不要一提商业就是洪水猛兽，社会上对商业总是带一种有色眼镜，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重农轻商的观念一直作祟到今天，其实发展到今天，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对拍卖而言，不去做这个事情，拍卖也可以进行，但是为什么这么做，投入这么多的精力，时间及一定的财力，我们想做的是，做些事让我们将来想起来不后悔。一把好牌交到我手里，我要把它打好。作为传统艺术品、文物来说，它既有对历史的佐证作用，还有对历史的钩沉作用，在这方面而言，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体现我们这个公司，包括我个人这个社会价值，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契合点。

作者：姜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