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呱 《香港商人伍秉鉴的肖像》 64x48cm

　　【编者按】2015年8月的上半月，艺圈被频繁刷屏的词汇要数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开馆展—“文明的维度”。对于笔者来说，“开馆展”重要，“文明的维度”几个字更具魅力。此次展出的大量馆藏作品，从“东西文明的交流”这一视点出发，以18至19世纪晚清洋风画、古代中国及欧洲地图等组成展览主题的多重维度。这些艺术作品成为中西自晚明以降的艺术交流的“佐证”，而“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更是如此，相比作品，其更为详实地记录了晚明以降中西交流的历史，这些历史在传统的美术中却被少量提及，而这是整个中国美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对于晚明和清朝的美术的介绍，大多集中在文人画、“四王”、“四僧”、“八怪”和“二居”等的描述上，对于西画的引进，美术界通常只会提及欧洲传教士的来华以及“五四”留学热潮。而庞大的“西学东渐”史远不及此，这一段交流史可追溯至16世纪。“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通过“外销画”、地图、外销工艺品的描述对这段“残缺的美术史”进行补充，对整个艺术史学领域将起到弥补的作用。

　　《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

　　中西交流对中国绘画产生何种影响

　　本书以中西交流对中国绘画产生何种影响为主轴，汇集资料并加以研究。以绘画为主要分析对象，结合图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书中选定的时间范围为1514-1885年，以中西直接交流为始，以全盘西化问题的提出为终点。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明朝末年由于中西间的直航，西方贵族、耶稣会和明代文人、市井等阶层是如何进行宗教和世俗交流的，在交流中又是如何对中西的绘画产生影响的。第二部分，探究清代嘉庆朝之前以中西宫廷为主导的绘画交流情况，清代早中期与明代晚期的社会环境有着极大的不同，中西绘画交流的模式从以宗教学术讨论为中心转移成了以服务政治为重点。

煜呱 《故园旧事 秋 弹唱》 45.4x59cm

　　第三部分，把视点转向南中国海岸，中西交流的另一种模式-贸易-从18世纪中期开始成了主要驱动力。中国制造行销欧美的广州外销画是中西绘画交流的重要成果，西方赞助人与中国画家频繁往来，通过仿制西方绘画在写实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中国外销画，有着西方本土绘画不具备的多种优势，受到欧美民间和社会上层的普遍欢迎。西方的艺术消费也催生了中国外销壁纸画，这一中国本土本没有市场的艺术形式反倒成了中国传统绘画西降的重要媒介。第四部分，论述鸦片战争前后中西绘画交流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西方开始以征服者的心态看待中国。且1839年照相术的发明，对中西方的绘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绘画性和现代主义成为各自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此时，中西绘画交流的形式变得“和而不同”，并且各自的民族绘画都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

　　艺术交流的印记深藏在地图微观的痕迹中

　　本书以17世纪耶稣会来华传教为历史背景，描述了欧洲与中国晚明时期地图的渊源与演变、他们的科学基础以及艺术表现。地图，这一“局限性”很强的图像，所包含的历史、科学、艺术与社会变迁的情况极为丰富。中国虽有漫长地学发展史和制图史，然而，地图学研究与艺术的关系还未引起广泛关注，中西地图绘画法的差异也未进入地图研究的主体。此书通过一段地图史研究赋予读者一个观察东西方世界观差异的特殊角度，以“中西地图交流”窥见中西艺术交流的同时，也拓宽了学者在研究地图学与艺术时的视野。

　　中西图交流始于晚明，耶稣会士入华之后，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绘制地图，也带来欧洲地理的最新发现。同时，耶稣会士在传教时意外发现晚明士人热衷于了解欧洲的《世界地图》。传教士们试图学习中国地图的绘制方法来绘制世界地图，而中国的学者们自此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域外的广阔世界。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这些西方地图摹刻下来，一来一往，交流的印记深藏在地图微观的痕迹中。中西地图交流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图示之间的借鉴，在这借鉴的痕迹中，可发觉耶稣会士与明朝精英们在地图的尺幅之间展现出的优雅策略和对地图图像的传奇演绎。

东西半球及天体半球图 乔安-霍曼 1707年 550×482 580×558cm

　　地图本身是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式，它们并不割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无论用以观赏或是使用，地图首先必须是优美的。因此，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对地图的研究势必会越过地学本身的藩篱，无论是从艺术史、社会史、科学史还是思想史的角度。在今天数字化地图面貌趋同的背景下，那些水墨线描式的中国地图和具有透视绘法、明暗与色彩的欧洲地图变得弥足珍贵。考察功用相通但形式多变的地图，可以使我们逐渐了解自古以来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及其背后的故事。

　　《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

　　“洋行”的历史就是“外销画”的历史

　　本书以中国外销画为线索阐述了“洋行”的历史。中国外销画作于广州，这些绘画既有中国绘画的题材，又有欧洲绘画的透视及构图技法，生动详实地记录了广州这个伟大的国际港口，曾在一个多的世纪里，所有的“中国贸易”几乎都在这里进行。这些外销画专门为西方游客而作，既包含了中国绘画的题材与追求精确的传统，又体现了欧洲绘画的透视及构图技法。洋行的外观和内部景象，广州的商业街道、花园、炮台、赛艇会、航海艚，以及1822年那场连续发生的大火灾和审判52位触犯中国法律的英国水手的场景等通通被描绘在这些外销画里。

林呱(传) 珠江景色 45.8x59cm

　　在1757-1842年间，广州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西方商人在广州城墙外租赁“商馆”(也称“洋行”)。这些宽敞的建筑依江而建，迎合了西方人的口味。洋商就在此居住和进行贸易，他们将茶叶和其他中国物品运回欧洲和北美，往往获利丰厚。

　　对这些外销画的细节的研究，其以“一斑窥全豹”式的方法呈现压缩在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一段由广州十三行及洋行内形形色色的居住者构成的社会变迁史，社会风俗、政治局势等都被涵盖在画里头。发生在广州十三行的事，以及事件的发展过程(十三行发生的真实事件--火灾、新建筑、围墙、植被、填江造陆)都在广州外销画中有所表现。

　　《中国外销品的装饰艺术》

　　外销工艺品作为中西艺术交流的见证

　　本书前半部分梳理和考证了广州几代外销画家的生平和画作，论述了特殊的外销画种类及其题材，后半部分对家具、漆器、金银器、雕刻、雕塑、扇子、丝绸、刺绣、纺织品以及壁纸等众多中国外销品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不仅丰富了中国美术史的写作，而且对中国设计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书中所展示的18至19世纪中国外销工艺品既是这段时期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了解广州口岸贸易史的珍贵资料。

　　17世纪，茶叶和丝绸、瓷器一样，成了一种备受欧洲人追捧的商品。到了18世纪，欧洲人对异国风情的热爱更促使了绘画、家具和珍玩大量出口至欧洲。约1750至1775年间，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奥地利和西班牙陆续入驻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广州，1784或1785年美国也开始进入中国外销贸易领域。

　　结语：相对于传统的“中国美术史”仅仅从笔墨和趣味传统中寻找艺术史的合法性，此丛书将那些被视为“偶然的”、“零星的”的甚至俗不可耐的“插曲”以新的艺术现象纳入历史的描述、判断和分析中，以改变艺术史学领域对于自晚明以降的艺术史写作的成绩贫贫的状况。

　　事实上，被传统美术史所称的耶稣传教士画家对西画的传播，主要局限在宫廷之内，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也仅限于知识分子，其影响皆无法自由传播。与此相比，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广州传到香港、上海等地)自18世纪开始的“外销画”或“贸易画”在材料、技法、题材、风格和趣味方面皆丰富多彩，且是根据民间的商业要求而发展，向欧洲和美国传播，其影响远比宫廷西洋画要深远。由此可见，这些中西交流时产生的艺术品，才是中国民间最早接受西方写实绘画的途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的绘画虽不断交流，但中国和西方的传统绘画都没有相互取代，中国的洋风画和西方的中风画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西方的主流绘画。事实上，即使是在帝国主义几乎鲸吞中国的时候，西方传统绘画也都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绘画。那么在1885年之前，中西方的绘画交流又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鲁本斯一代的重色彩和表现的画家们更偏向中国风绘画，而在中国“匠流”的外销绘画，却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写实风格呢?在《图像与范式》中，作者借鉴了被称之为“艺术交流学”和“艺术遗传学”的方法论。

　　“艺术交流学”认为艺术创造的原动力是交流，没有交流就不存在艺术。因此艺术家要在不断模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正如毕加索名言：“艺佳者借、艺绝者窃!”“艺术遗传学”认为艺术和生命一样，是存在形式的系统规则，艺术的演进类似于生命的繁殖、存在、遗传和编译。具体到中西绘画交流领域，中国西洋画和西方中风画都是艺术交流的产物，在遗传中西传统绘画特点的同时，由于具体结合方式的不同产生了变异。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邓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