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无宗教无艺术之时代，远古时期，先民必以游戏愉之。而游戏必然从自然之“象”中得到启蒙，“象”藏物类之形，人必仿之幻真幻假，成人类原始社会中不可缺少之一种生活方式，“游戏”给现实生活带来快乐，渐而丰富内涵，蕴藏敬天法地之畏，始之宗教蒙发艺术亦然。语为游戏而成谣，身为游戏而成舞，谣之美必以音为均，舞之态必节与奏合。故音乐与舞蹈是一切艺术之先祖，《周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奋，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这里的“象曰，”称为“大象”。“大象”之辞成立战国初期，然源必法于上古。

　　“乐”是中国古代教育之核心，而“礼”必然在“乐”的陶治下而产生，甲骨文中出现了“乐”而无“礼”，虽有以“豊”代“礼”之说，然未必成立。《周礼·春官宗伯》篇：“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徳者使教焉；死则以乐为主，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家子兴道讽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这一段文字，记录了以“音乐”为教育中心，《国语》仱州鸠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韦注“均者即调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均钟即调钟，“均”可训“调”。贾谊《惜誓》“二子拥瑟而调均兮。”《王逸注》云：“均亦调也。”“均”亦指音乐之调和。故“成均”即“成调”，由此孳生魏晋间的“韵”字，《今文尚书·尧典》舜命夔典乐，“教胃子。”说明了古代以音乐为教育中心之佐证，是可以成立的。

　　“礼”形成于周初，祭祀之仪式，“礼”之观念在当时的教育中具有一定分量，但是还不能与“乐”相提并论，“乐”主导了这个时期的教育。然而到了春秋时代，贵族之人文教养则从“乐”转为“礼”而非是“乐”了，“乐”的概念不如“礼”的概念显著。对“礼”的要求是“敬”与“节”，“敬”以文饰内心，“节”以制为“止”，从而出现了“文、节”调合谓之“节文”。使敬畏与节制相合形成了人文意识行为中的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是人文主义的自觉。从《尧典》《周礼》中看“乐”是有规范性的，“乐”在纯朴未开的时代对人的性情陶治极有收效，而在多元化知识复杂的社会，“乐”是不易被人所把握的，春秋时期的人文教育“礼”代替了“乐”，而文饰陶熔内心完成了外在的“礼”，丰富了其内涵，然而又过之。因此孔子提出修礼，在（《论语。雍也》）；中阐述了“文质彬彬”是孔子对“礼”的基本要求，“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质即是义，孔子把礼仪与艺术和谐统一，矫正了过于繁琐空洞的“礼”。孔子认定人格的境界是通过“乐”来完成的，为人生而艺术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是孔子立教之宗旨。

　　儒家与“乐”，孔子认定人格境界是通过“音乐”达到至善至完美，孔子发现了音乐的内在精神，换而言之是艺术的内在精神，孔子对音乐的认识与理解操出了后人的想象，出了继承还深入的研究理论及实践，《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学鼓瑟而师襄”。《韩诗外传》《淮南子·主术篇》《家语·辨乐篇》载同，由此可信学鼓瑟而师襄说。“孔子学古瑟而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进矣。孔子曰，丘以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矣。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矣。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孔子对乐“典”与“数”的学习，从技中得到了“志”，进而从“乐”中探寻人格境界，实现人乐相融的完美，《论语·宪问篇》“子击磬于卫，有何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一个过路的人，从孔子磬声中，领悟到了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之悲愿。由此可知孔子在击磬时，他的人格与磬声是融为一体的，这是孔子所追求的。《世家》记载孔子被困陈蔡之野时，谓“孔子讲诵玄歌不衰；”《庄子·山木·让王》两篇均载，两人作文，事可信的。在人生危难之际尚能以歌安息精神，孔子临终前乃诵泰山、梁木之歌，春秋时代歌亦是诗。《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诗》、《书》、《礼》、《乐》，“这便是儒家教育之精典。

　　孔子说”吾自返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孔子将三百五篇，皆玄歌之，以求合绍、武、雅、颂之音，乐自此可得而述。”《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绍，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八佾》“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绎如也，以成。”“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秦伯》说明孔子对音乐的欣赏达到了至极之境。以教育为中心是孔子理想中的社会，“颜渊问为邦，”孔子说“乐则绍舞。”并将“放郑声”与“远侫人”并列，（《卫灵公》）这是音乐在孔子政治理思中的重要性。

　　道家的老子、庄子，如同儒家的孔子、孟子。老了以后的道家，有杨朱、慎到派别，而发展老子精神成正统的是庄子。老庄的思想富于思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乃然落实到现实的人生之上，在否定人生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生价值，实际上是在虚静中求得了有所成，而不被一般人所了解。老庄建立的概念是“道”，其目标是要求精神与道为一体，亦“体道”，形成了“道的人生观”，完成了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在人生的现实生活中通过技的功夫达到艺术的精神，庄子在庖丁解牛篇已告诉了我们道与技的关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成疏》：殷汤乐名），乃中经首之会（《成疏》：经首，咸池乐章名，则尧乐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动刀甚微，謋然己解，如士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技进乎于道。庄子所追求的道，犹如艺术家所呈现最高的艺术精神，其本质相同，所不同是艺术家成就了作品，而庄子成就了艺术的人生，艺术人生是人格的至善完美。老子庄子对美、乐、巧的问题所追求的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否定世俗浮薄之美，世俗感官之乐，矜心著意之巧。超越世俗之美与乐，追求“惊若鬼神”与“造化同工的大巧。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老子认为世俗之美容易破灭，故此老庄要求的是本质的、根源的、绝对的大美。从“致虚极，守静笃”的人生达到返朴和谐统一。庄子《知北游》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又说：“德将为汝美”，从天地大美而引向人性体道人生中的至美至乐，《田子方》引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者，谓之至人”，至人是人的品格与精神及道的统一，是人生完美的境界。

　　“游”是老、庄追求道的人生境界，是精神的安定，自由的王国。庄子的艺术精神，是要成就艺术的人生，使人生得到前所末有的“至乐”“天乐”，让心斋达到精神上永恒的自由与解放，是庄子“闻道”、“体道”、“与天为徒”的人生，是艺术精神的最髙体现。《逍遥游》中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齐物论》中“今者丧我”，“丧我”，即是“无己”。三无之中“无己”最是关建，是“心斋”与“坐忘”，是庄子精神的核心。“心斋”的意境，便是“坐忘”的意境。心斋与坐忘的历程须要两条路解决，一是消出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欲望不被心所操纵。二是心与物接时，不要让心对物产生知识活动，排出欲的烦扰，使心随知识无穷的追逐中得到解放，进而增加精神上的自由。庄子在摆脱由生理而来的欲望，撒去心里主体，以忘知的心里状态，使心斋“虚”“静”，从而达到“坐忘”。坐忘的境界，以“忘知”最为枢要，忘知，是忘掉分解性、概念性的知识活动，呈现出虚而待物的纯知觉活动，而这种活动即是美的观照。

　　庄子为求得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精神之落实，必然在其自身人格上达到彻底的完美，而彻底的完美，就是艺术的精神，庄子所描写的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无不可以从此角度加以理解。《老了》《庄子》两书所叙述的人生态度，二者加以比较，老子对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多，以至流弊，演变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要超越这种计议，从心而“游”，归于艺术的生活状态。所以后世隐逸者，多受庄子影响。《天下篇》“荡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手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芴漠无形，变化无常”的无限境界起越了时空境界，对生死长短不资计较，以“死与生与，天地并与”。以无限化神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包罗万物”，庄子以无目的为目的，不求万物所归，亦无目的为万物所归，故“莫足以归”。这一则语是庄子对自己所达到艺术精神无限性的描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庄子精神的超越，艺术的超越不是形而上学的超越，而是“即自”的超越，即自亦是事物自身，因此庄子的精神超越并非舍离世俗，而是与物有春，“而不敖倪于万物”，亦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说明了庄子从人性自觉中出发，进而完成“即自”的超越，即自亦是不折不扣的艺术精神。因此庄子的思想对后来者艺术创作与民族艺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作者：张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