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真诚的文化自觉

　　中国人长久以来，强盛时以“大国心态”傲视他族文化;贫弱时，或自卑投降或演变成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因为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一种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和种子。例如中国人重视世代之间的联系，崇敬祖先，重视养育出色的孩子;中国人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相信不同的东西可以凝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中国人推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反对以力压人，倡导以德服人等等。这些并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中培养出来的精髓。

　　但是，一种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它还需要发展，需要开花结果。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灭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所谓“创造”就是不断“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此外，今天的文化自觉还要求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面对的。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可能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何种地位，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费孝通先生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文化自觉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履行的时代赋予的责任，而自己要过的“最后一重山”，“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

　　中国传统文化对化解文化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 　 文化自觉，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而致力于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作出何种贡献，同时，也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重新再认识。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中国文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之参照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一切事物都是从这个无形无象的“混沌”之中产生的，这就是“有生于无”。“有”的最后结局又是 “复归于无物”。“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无物”、“无状”并不是真的无物、无状，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象”和“物”都存在于“无”中，都还不是“实有”，它只是一种在酝酿中的无形无象的、不确定的、尚未成形的某种可能性，它尚不存在而又确实有，是一种“不存在而有”。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

　　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是不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仍在不断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只有“摸着石头”，向“未知”进发，才能创造新路，一切都已固定的，只能是老路。既然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中国“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从鲁迅的小说《铸剑》中可以看到对“世代复仇”的反讽，在金庸的一些小说中也能看到复仇与和解的双重变奏。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上世纪70 年代以来，中国推翻了由“两个凡是”锁定的僵死的“规律性”和“普适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纠正了过分强调固定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运用了中国传统智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泼气象才能得以体现。

　　上述《道德经》中论述的 “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观与当今的混沌科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的作者指出：“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持有这种观点，就可以找到化解文化冲突的思想基础。

　　（二）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

　　执两用中，一分为三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如罗素所说，笛卡儿体系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就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全然不同。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每一卦都是由三画组成的，由三而演化，至于无穷。所以说“太极元气，函三而一”。《史记?律书》提出：“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为什么说“成于三”?当两种原不相干的事物相遇，而构成“场域”，就产生了新的、不同于原来二者的第三个东西，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中庸》的真精神也就是要从“过”和“不及”的两端，找到一个中道，即所谓“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两项旧物的“折中”，而是从“两端” 构成的场域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智慧的结晶也许能救助日益趋向暴力、恐怖、极端的世界。

　　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思想是中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另一个系统，意谓世界万物皆由五种元素及其所构成的关系所组成。这五种元素是木、火、土、金、水，它既代表颜色――青、赤、黄、白、黑;又代表人体――肝、心、脾、肺、肾;也代表方向――东、南、中、西、北;时令――春、夏、长夏、秋、冬等等。五种元素既相生又相克，循环往复，无有已时。从多种元素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出发，就必然重视事物的多样性，重视差别和相互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崇尚多元，尊重自然。

　　“反者道之动” 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任何真正具有确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来。

　　中国古训所强调的与此截然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是战国竹简所说的“反辅”：“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 可见“回归”、“反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这就是“反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反辅”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盲目“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古远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正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目前，在西方，回到原点，重新再出发，也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果人们改变了“直线狂奔”，盲目奋进争夺的思维定势，习惯于回头看看，文化冲突也可能得到很大缓解。

　　“负”的思维方式 如老子讲的“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车轮、器皿、房间，有用之处，都不是其实体，而是非实体的空间。又如中国画，画月亮，不是画月亮本身，而是画周围的云彩，中间那个空白的、没有画的地方才是月亮。这些都是强调要给人以空间，“有容乃大”，强调包容，宽厚。

　　（三）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对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已发展到极端，但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还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如戴震所谓：“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样，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那样，将个人作为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手段。儒家认为，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政府少折腾，百姓无官司的社会。儒家的这些主张也许可以修正西方民主的弊端，有助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兼顾身心的、更合理的民主，也可以化解以一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强加于人而爆发的文化冲突。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