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入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来，拓晓堂先生主持古籍善本拍卖二十余年，曾任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曾供职于国家图书馆，担任善本组、舆图组组长以及善本采编副研究员等职务。二十多年来，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古籍拍卖市场的建立发展与不断壮大。他的新书《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对此即有生动记录。在此次访谈之中，他谈到了古籍拍卖这些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首先想从您这本《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谈起。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和以前那些作品相比，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拓晓堂：这本书和前面那些，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的事情和重要的拍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内容是回避不过去的。因此，内容上是有联系的。

写这本书，我是想通过这些内容，给老一辈藏书家和新一代藏书家树碑立传。所以我一方面着重写老一辈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写了一些可以披露的新一代藏书家。以前，我一来还没退休，人在职场，不便去写；二来没有征求我认识的那些藏书家的意见，不好多说。现在我已人在山野，有些事情就可以公布了。按理来说，拍卖公司不能暴露竞买者和收藏者的信息，但我还是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的。你可以看到，我书中的叙述，其实处理得还是比较隐晦的。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是很多的，你看看有多少藏书家辞典就知道了。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钱财对他们还在其次，藏的是文化和学问。他们也不怕曝光自己的收藏。比如天一阁，藏书就向学者开放。如果外界都不知道藏书家藏了哪些善本，收藏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因如此，能披露的，我在书中就尽量披露；不能披露的，就暂时搁一搁。

我真的是一直想给他们立传，为他们写点什么。老一辈藏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依然还能守望收藏这一领域，真的不容易。我们要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荣誉。藏书从老一辈藏书家到新一代手里，这个过程中，看似有序传承，内含着无数离奇的悲欢离合，忽散忽聚，偶得惨失的故事，也就有了藏书自己的命运。一部好书从诞生到今天，自有其命运。给藏书家立传，也是给藏书续命。

韦力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他觉得以1949年为界，藏书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如今与过去不可相提并论。不知您怎么看？

拓晓堂：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的话，此前民间藏书的质与量都会比现在高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韩非子·五蠹》里说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往讲究用是否藏有宋版书或明活字版这一类标尺来衡量藏书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去看看国外，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可是美国有许多享誉世界的大藏书家，他们的很多藏书也并不特别古。所以，藏书的类别、标准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就拿签名本来说，中国古代追求所谓“黄跋顾校”，对小小的签名本并不重视。而到了现代，藏书规模、品种、形式都蔚为大观，除了古代讲究的门类，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照我个人来看，是超过了古代的。

至于当代藏书家，他们身上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从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来看，我也认为并不比上个世纪差。从具体的素质，比如国学功底来看，毕竟隔了一个时代，以前的藏书家都是私塾出身，受的是传统教育，这方面当然很强。而现在的藏书家受的新式教育，学的外语、理科知识，也不是过去能比。还有一点就是，过去，藏书与科考、仕途是相关的，读书讲究版本，有实用价值，张之洞就在《书目答问》里详细指点读书人，科举考试应该使用哪些典籍版本，不然会耽误一生。现在的藏书已经跟这些完全无关了，反而更加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能够陶冶性情、愉悦人生。

在《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中，您把很大篇幅给了名人书札，与以前相比，您觉得当代书札收藏有什么特点吗？

拓晓堂：其实，名人书札收藏汉代以后就有了，历史很久。两千年以来，不止民间看重，宫廷也重视。就拿宋代宫廷来说，我们经常讲的《大观帖》《淳化阁帖》，其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魏晋书札。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书法上列为帖，实际上就是随手写的一封信。书札精致小巧，文辞也简洁优美，日常又多见，于是也就成了大众收藏最常见的品种。现在大家都用微信、email，信札与过去相比少了很多。但是，你说是崇古也罢，怀旧也罢，这个收藏信札的传统却是沿袭下来了。更好玩的是，现在有些人倒退了回去，专门印制精美的信札，用毛笔书写，反而不用电脑、微信了。当然，这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广，只能说是一部分有心人在特意保存某种文化形态。

民国书札现在卖得很贵了，甚至远超明人信札，这里面是有情结的。晚清民国时期，政治上虽然分裂，文化上却极其开放，这个社会形态是很独特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收藏成为热点很正常。1949年之后，与政治人物相比，受到更多关注的，是学界中人的书札，毕竟这里面的思想精华是不可忽视的。在我看来，古人收藏书札多看中艺术书法，当代书札收藏更看重思想和人文情怀。这就是当代书札收藏的特点。

其实谈到藏书，我们更关心的是书背后的人。这些年下来，帮助过您的学界、藏书界的前辈师友，您可以谈谈吗？

拓晓堂：中国的古籍拍卖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就像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人是做不了事情的。之所以古籍拍卖能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行业，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的。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帮助。我得到了许多老先生的帮助。比如刘九庵先生。我刚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时候，拓晓堂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我凭什么说服人家花几十上百万去买某件东西呢？肯定是要借助老先生的学识、眼力和社会关系。刘先生主要就是帮我把关，尤其是书札。刘先生说对，我就上，他说不对，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尊重他的意见。又比如杨仁恺先生。杨先生给我提供了许多藏书的线索，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吴云两罍轩后人。还有上海的潘景郑先生、史树青先生、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看起来一直关注明式家具，其实对古籍版本很精通。他辅仁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管理员。这些老先生对古籍是很精通的，给我许多帮助，让我很是感念，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写一本书，谈谈认识的老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影响，

第二个就是中国藏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艰难的时刻，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比如田涛先生，范景中先生，杨成凯先生。他们会跟我探讨一些重要的拍品。如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我拿到之后，因为田涛先生是法律史专家，这方面的藏书也很丰富。把田先生请来看藏品，他很快就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直接帮我做了拍卖宣传。

自1993年入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来，拓晓堂先生主持古籍善本拍卖二十余年，曾任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曾供职于国家图书馆，担任善本组、舆图组组长以及善本采编副研究员等职务。二十多年来，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古籍拍卖市场的建立发展与不断壮大。他的新书《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对此即有生动记录。在此次访谈之中，他谈到了古籍拍卖这些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首先想从您这本《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谈起。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和以前那些作品相比，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拓晓堂：这本书和前面那些，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的事情和重要的拍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内容是回避不过去的。因此，内容上是有联系的。

写这本书，我是想通过这些内容，给老一辈藏书家和新一代藏书家树碑立传。所以我一方面着重写老一辈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写了一些可以披露的新一代藏书家。以前，我一来还没退休，人在职场，不便去写；二来没有征求我认识的那些藏书家的意见，不好多说。现在我已人在山野，有些事情就可以公布了。按理来说，拍卖公司不能暴露竞买者和收藏者的信息，但我还是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的。你可以看到，我书中的叙述，其实处理得还是比较隐晦的。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是很多的，你看看有多少藏书家辞典就知道了。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钱财对他们还在其次，藏的是文化和学问。他们也不怕曝光自己的收藏。比如天一阁，藏书就向学者开放。如果外界都不知道藏书家藏了哪些善本，收藏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因如此，能披露的，我在书中就尽量披露；不能披露的，就暂时搁一搁。

我真的是一直想给他们立传，为他们写点什么。老一辈藏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依然还能守望收藏这一领域，真的不容易。我们要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荣誉。藏书从老一辈藏书家到新一代手里，这个过程中，看似有序传承，内含着无数离奇的悲欢离合，忽散忽聚，偶得惨失的故事，也就有了藏书自己的命运。一部好书从诞生到今天，自有其命运。给藏书家立传，也是给藏书续命。

韦力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他觉得以1949年为界，藏书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如今与过去不可相提并论。不知您怎么看？

拓晓堂：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的话，此前民间藏书的质与量都会比现在高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韩非子·五蠹》里说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往讲究用是否藏有宋版书或明活字版这一类标尺来衡量藏书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去看看国外，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可是美国有许多享誉世界的大藏书家，他们的很多藏书也并不特别古。所以，藏书的类别、标准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就拿签名本来说，中国古代追求所谓“黄跋顾校”，对小小的签名本并不重视。而到了现代，藏书规模、品种、形式都蔚为大观，除了古代讲究的门类，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照我个人来看，是超过了古代的。

至于当代藏书家，他们身上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从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来看，我也认为并不比上个世纪差。从具体的素质，比如国学功底来看，毕竟隔了一个时代，以前的藏书家都是私塾出身，受的是传统教育，这方面当然很强。而现在的藏书家受的新式教育，学的外语、理科知识，也不是过去能比。还有一点就是，过去，藏书与科考、仕途是相关的，读书讲究版本，有实用价值，张之洞就在《书目答问》里详细指点读书人，科举考试应该使用哪些典籍版本，不然会耽误一生。现在的藏书已经跟这些完全无关了，反而更加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能够陶冶性情、愉悦人生。

在《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中，您把很大篇幅给了名人书札，与以前相比，您觉得当代书札收藏有什么特点吗？

拓晓堂：其实，名人书札收藏汉代以后就有了，历史很久。两千年以来，不止民间看重，宫廷也重视。就拿宋代宫廷来说，我们经常讲的《大观帖》《淳化阁帖》，其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魏晋书札。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书法上列为帖，实际上就是随手写的一封信。书札精致小巧，文辞也简洁优美，日常又多见，于是也就成了大众收藏最常见的品种。现在大家都用微信、email，信札与过去相比少了很多。但是，你说是崇古也罢，怀旧也罢，这个收藏信札的传统却是沿袭下来了。更好玩的是，现在有些人倒退了回去，专门印制精美的信札，用毛笔书写，反而不用电脑、微信了。当然，这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广，只能说是一部分有心人在特意保存某种文化形态。

民国书札现在卖得很贵了，甚至远超明人信札，这里面是有情结的。晚清民国时期，政治上虽然分裂，文化上却极其开放，这个社会形态是很独特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收藏成为热点很正常。1949年之后，与政治人物相比，受到更多关注的，是学界中人的书札，毕竟这里面的思想精华是不可忽视的。在我看来，古人收藏书札多看中艺术书法，当代书札收藏更看重思想和人文情怀。这就是当代书札收藏的特点。

其实谈到藏书，我们更关心的是书背后的人。这些年下来，帮助过您的学界、藏书界的前辈师友，您可以谈谈吗？

拓晓堂：中国的古籍拍卖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就像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人是做不了事情的。之所以古籍拍卖能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行业，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的。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帮助。我得到了许多老先生的帮助。比如刘九庵先生。我刚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时候，拓晓堂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我凭什么说服人家花几十上百万去买某件东西呢？肯定是要借助老先生的学识、眼力和社会关系。刘先生主要就是帮我把关，尤其是书札。刘先生说对，我就上，他说不对，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尊重他的意见。又比如杨仁恺先生。杨先生给我提供了许多藏书的线索，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吴云两罍轩后人。还有上海的潘景郑先生、史树青先生、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看起来一直关注明式家具，其实对古籍版本很精通。他辅仁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管理员。这些老先生对古籍是很精通的，给我许多帮助，让我很是感念，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写一本书，谈谈认识的老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影响，

第二个就是中国藏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艰难的时刻，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比如田涛先生，范景中先生，杨成凯先生。他们会跟我探讨一些重要的拍品。如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我拿到之后，因为田涛先生是法律史专家，这方面的藏书也很丰富。把田先生请来看藏品，他很快就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直接帮我做了拍卖宣传。

来源：华夏收藏网-拍卖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