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先前的文章评论收藏家的要素提及了有德、有钱、有闲、有眼和有胆，有德更多的是从全面性要求考虑，并没有感到是个严重问题，是一种威胁。但最近读到有的文章批判眼下的社会风尚，竟用了道德沦丧的词语，可见问题的严重。

这股风也吹到了收藏界。其中最近揭出的两个典型案例，已使业界感到世风日下，到了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地步。前者是国家机构的文博专家替不法奸商出具鉴定证明，证明一件新工新料制作的“金缕玉衣”是国宝级的古董，价值24亿人民币，以至于奸商以此为依据，骗贷人民币6亿多，挥霍殆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另一件是说徐悲鸿之子徐伯阳为一件大学生的习作《村姑》出具证明，证明其为徐悲鸿创作的蒋碧薇画像，使这幅作品在北京拍出了7000多万的高价。

北京金缕玉衣“骗贷案”

文物古董经营这一行，自古以来真假难辨，价格奇怪，故坑蒙拐骗充斥其中。但以当时的经济水平，艺术品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如今市场经济的发展，收藏热的兴起，货币量的放大和拍卖方式的引进，使古董文物价格节节升高，由百万级到千万级，又由千万级跳到了亿元级。这样，一次造假对收藏者的危害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从前，入行的以专业人士和富人居多，他们大多谙熟此道，即便有闪失也付得起学费。现在不同了，普罗大众也被吸引到这支收藏大军之中。他们既没有专业知识，又不属腰缠万贯，只听媒体发出投资艺术品的花言巧语，不知道这一行的凶险，一脚踏空，就可能永世不得翻身。

上面还只是说了坑蒙拐骗对人的经济危害，至于对社会思想道德的损害，就更无法估量了。大凡社会中坚守一种道德信念，通过自身的修炼达到坐怀不乱的人，总还是少数。大多数人的思想道德会受周边环境的感染，当良知占上风的时候，大多数人会从善。现在暴露的这些惊人的骗局，使人们看到文化界、收藏界也唯利是图，甚至于贪财无道，则人们对社会的信念可能丧失。

一般而论，道德不受法律制裁，道德养成主要靠良知和良心。所以收藏界的有识之士、正人君子和从业人员应该来一次良心发现，来一番道德反思，来一场道德审判，以拨正收藏事业发展的航向，规范我们的行为，守住市场的道德底线，使这一轮千年不遇的盛世收藏健康持续发展。

作为市场主力的拍卖公司，其高层管理人员和经营人员应该力戒弄虚作假，力戒参与制假售假。对严重违规的职员应予以除名，并告示业界。对主观上已知的假货，用以冒充高档次、大名头、高价位的应予拒绝，不得祸害社会，坑害买家。对古已有之的假货，应注明“款”、“传”，注明标识，做出善意提醒，以示对社会和买家的责任。对难以避免并有价值的赝品，应在价格上有明显表示。

作为收藏家，当前也要以诚信为本合法经营。人无信而不立。诚信危机也是当前收藏界的最大危机。一个有品位、有诚信的收藏家（者）收藏人要做到不参与制假和售假，不以次充好，不以假充真。对已发现的假货，不应再加价出售，在市场里不参与假拍，不制造假价位。在拍卖行举牌一诺千金，信守承诺，及时付款。现在买家不付款或不及时付款的情况十分严重过，已经形成新的三角债，危及整个行业的运转和健康发展。

作为国家公职机构的文博鉴定人员，应坚决不介入市场行为和交易行为，不为交易出具任何形式的鉴定报告和估价报告，不担任任何商业机构如拍卖行的职务和挂名职务。更不得泯灭天良，与奸商勾结，谋取不义之财。

媒体在我国属于公营事业，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媒体在引导和规范收藏行为和收藏市场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新闻记者和媒体不得为假货、假拍、假价位提供版面。要如实客观地反映市场状况和市场价位，不哄抬拍品、价位。不得为了收取版面费、广告费或私人好处费而夸大其辞，弄虚作假，误导买家。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在倡导健康收藏，提升行业道德素养方面，更负有首要的责任。要制定相关法律和道德守则，加大教育力度，加大依法打击的力度，加大监管的力度。一方面要积极正确地引导收藏，另一方面也要施于重拳，对违法乱纪，对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机构给予揭露、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对违规的公职人员和主要经营者，应予以曝光、处理，直至吊销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否则就难以制止违规的发生和道德的沦落。

备受争议的清乾隆官窑双鱼瓷花瓶

作为政府和媒体，千万不要以任何形式鼓励中国公民在海外拍卖机构举牌而不付款，并美其名曰“爱国行为”。历史上列强抢夺我们的国宝和文物属卑劣的强盗行为，早以受到世界人民的唾弃和谴责，并使他们受到了道义的和名誉的损失。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情况复杂。如果一再发生中国人举牌不付钱的情况，将使我们泱泱大国在国际市场颜面扫地。最近传出消息2010年12月在英国小镇班翰斯拍出5亿多人民币的乾隆花瓶，因中国公民举牌无信，将于金秋在香港重拍，作为曾在业界工作的一位老文物工作者，深感这丢尽了国人的脸面。

（选自《祝君波谈收藏》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