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窑刻、划花彩绘大盆赏析

 

                     张天琚   文/图            

 

在中国陶瓷史上，唐宋时期四川的邛窑将胎装饰（刻、划、剔、堆、贴、雕、塑、模印等）和釉装饰、高温彩绘和低温彩绘、釉下彩绘和釉上彩绘集瓷器于一身，表现是很突出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刻、划花彩绘大盆。

邛窑制坯工先用四川盆地普遍存在的颗粒极细、粘结度很高的陶泥做成直径大小不一的陶坯，并施以米黄色或灰白色化妆土，在晾干到合适程度后，由刻划工刻划出图案，再由色工运用黄、绿、白、锗、蓝各种色釉，分别点、染、涂、抹和彩绘，最后以摄氏1300度以上的高温烧成。烧成后的大盆成品硬度高，胎呈砖红色，胎体厚重，盆底部厚度一般都超过一厘米，以手指击盆沿，声音犹如钢声，十分悦耳。（见图一1、2）

根据邛窑十方堂窑址考古发掘报告资料，该窑址出土的瓷盆，计有三种形制。不同形制的盆子大小不一，最大者口径达40厘米，小者为二、三十厘米；盆身有鼓腹、折腹之分，盆口有敞口、敛口、侈口之别，有平底、饼形足和玉璧底的差异，总体特点是：形制硕大，腹内深而容量大。（见图二、图三）

最初，邛窑工匠是在素器的基础上进行单纯的彩绘，到了唐、五代时期，邛窑工匠将刻、划工艺与彩绘工艺有机结合，创造了不少艺术精品。无论是单纯彩绘大盆还是将刻、划、彩绘有机结合制作的大盆，其美学价值都是可圈可点的。

对古代巴蜀陶瓷文化进行研究，成果卓著的著名考古专家陈丽琼先生在鉴赏一件直径达40厘米的折沿平底大盆时说：“以黄白釉作地，内底绘绿地白花，盆壁以一组白地绿花”并“在盆中央绘一朵绽放的黄色牡丹，衬以绿色的肥叶，盆壁以一组绿色花，一组棕色花配以线圈纹，然后顺势绘两片飘逸的绿叶组成纹饰，形成花繁叶茂的画面，笔墨从逸豪迈，富有生活气息，具有清秀繁丽之美。”陈先生带总结性的说道：“这些精美细腻的写意画面，一方面充分表现出邛窑工艺大师们的艺术创造之灵性，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名画师刁光胤、黄荃的写实花鸟的画风极有关系，或者也是与其画风暗合”。

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深研究员李知宴先生高度赞扬邛窑的工艺大师们，将“传统的继承与艺术的创新”结合起来，将“深厚的书画功底和娴熟的釉下彩技巧”结合起来，把“雕刻艺术广泛运用到陶瓷制作上”，在粗瓷上“细作与巧作”，既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的生活习俗，又表现了“新颖的异国情调”。李先生在《论邛窑彩绘瓷的艺术风格》一文中，对邛窑的艺术成就作了极高的赞誉和评价，他说：邛窑“对外域文化和优秀工艺的吸收、消化及表现能力如此之强实在令人惊叹！”

据陈丽琼先生说，“彩绘与刻划纹组合三彩装饰，是成都琉璃厂窑的新发明”。

资料显示，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只刻花、划花、彩绘双鱼大盆。这只大盆以黄釉作底，在刻、划纹饰的基础上，再以各色釉加以彩绘，但见：在盆的底部两条鳞甲丰厚的游鱼，睁着圆圆的眼睛，张着大嘴，摇动尾巴，好不生动有趣；鱼的四周三枝忍冬环绕，彩绘出的变形卷草则环绕在圆周盆壁上沿，整副画面颜色鲜艳，形象生动，气氛热闹，的确是难得的精品！这只大盆就是成都琉璃厂窑的产品。（图四：1、2）

但是，唐代的四川，河流纵横，水系密布，水道四通八达，航行快捷便利。分布在长江上游支流的岷江、沱江、涪江流域支系沿岸的各个烧瓷窑场，相隔不远，人员来往密切。一旦有一个窑场创烧了一种新产品，必然很快就会有其它窑场仿而效之。

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大盆实物资料，不仅唐代地处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的琉璃厂窑多有生产，同时，地处盆地边缘的邛崃十方堂窑、尖山子窑也有生产。（图五、图六）因为，使用的原材料和工艺技术完全一样，产品形态和艺术风格也同出一辙，如果，不是从窑址出来的，很难具体确定一件大盆的产地。

邛窑大盆的刻、划，刀法娴熟，线条流畅，粗细有别，疏密有致，彩绘色彩鲜艳，浓淡相宜，刻花、划花与彩绘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各式大盆图案丰富，据笔者所收集的实物资料，计有莲花纹、莲蓬纹、牡丹花纹、忍冬纹、卷草纹、桫椤树叶纹、双鱼纹、水波纹、群鱼水草纹、龙纹、凤纹、龙头凤尾纹等等，总之，基本上是富贵吉祥一类的图案。（见图七、图八：1、2、图九）

这种器形硕大、做工复杂、图案精美的大盆，想来应该是唐代时期富足殷实人家才能享用得到洗面用具或祭祀用的供器。

作者：张天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