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川生于1912年，和我父亲同岁，我父亲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在我还没考进浙江美术学院的时候，林老师大学里的同学贾叶珍老师是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她多次向我谈起林老师。1961年我进入油画系，教我们油画的是曹思明，油画风景是林达川老师教。他那时候49岁，前额很高，皮肤白皙，普通话中带着广东音。他是从日本带着全家回国的。这也是他从日本回来后唯一正式带的班。我们班有10个同学，他们是龚虎，马宏道，侯友林，蒋亚元，陈继武，王克修，冯运榆，王笃正，还有我。林老师教学很仔细，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他翻开硬面的备课笔记本，我看到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好几页的文字，围着他成圆形，一个多小时讲课以后，我们就跟着他一块去写生，地点是杭州市卖鱼桥。林老师带着画像和我一起写生，大家各画各的。1961年，我们油画系一年级的学生开始贯彻所谓正规的苏联教学的完整体系，色彩是附着在正确的素描关系之中，思想方法和表现方法都是苏联的一套。而林达川老师讲的和他自己画的很明显与苏联的一套是完全不同的。他的颜色很多纯色，整张画面似乎没有暗部和亮部以及中间色的区分，画面也很难感觉到色彩处理的手段。这在当时我们所崇拜的留苏生带回来的习作，大相庭径，几乎所有同学只把林老师教学看成是不正规的被淘汰的一类。这一类在我们油画系应该说还有胡善余老师，方干民老师，费以复老师，倪贻德老师等。当时油画系除了两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肖峰，全山石，还有三位马克西莫夫的学生他们是王德威、汪诚仪，于长拱，应该说是又红又专，他们是党内人士，又是执行教学大纲的代表人物。我们做学生的并没有按照林老师所教得去做。我们看得出来林老师性格非常随和，也没有因为不按照他讲的去做而不高兴，他总是勤奋的作画，也给我们提些小意见，有时候看了我们的画也不讲，所以一年下来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就与林老师更亲密一些。在三年级选工作室的时候，我居然选了第一工作是，那就是法国工作室。方干民是指导老师，林老师和胡善余也是这个工作室老师，所以和我接触机会更多了些。

　　毕业以后，我分到杭州工作，林老师和我来往很多。回忆起来主要有三方面1：吃饭聊天2：一起写生画画人物风景。3：有关家庭事务及社会活动。比如有一次林老师来找我为他女儿找对象的事情。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家人，超越了师生关系，自己觉得受宠若惊，他对我想当信任。又有一次他找我告诉我说：广西美院的黄独峰院长介绍他加入致公党，要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顺便向国务院侨办反映他的想法，提议在浙江建立致公党分支机构。我做了，后来国务院侨办采纳了他的建议，侨办负责人赵平及秦能华特地来杭州找我们，之后浙江致公党杭州支部就成立了。这里要提下，美院人事处不知道处于什么心，出示了一个不成为事情的材料，抵制了林老师成为支部负责人，这就不是艺术和画风的问题了。今天看来，这和当时对西方留学回国教师的定位是有偏见的。

　　林老师的画一直从他在日本画的一些画到他1985年最后一张画，他总是沿着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东方绘画观念，综合其表现形式和手段，创造了他自己独有的画风。他的画像日记一样把他对于人和自然的美真实的以一种似乎漫不经心的笔调表达出来了。画的那么自然，毫无做作，毫无故弄玄虚，没有修饰，没有媚俗，就像林老师的为人，他有独立的人格，有自由的思想，他有随和的性格。他从来不会跟人面红耳赤，也从来不为自己辩白，甚至在自己受到屈辱的时候也不曾吭一声。我们在他的画里就可以看到他始终如一的大气，即使在一个重要的局部刻画上也从不雕琢和修饰。他画的好多张“鱼”，几乎张张精彩。我看他画的时候的状态与画的“皮鞋”和“向日葵”应该极为相似。一个不受到重视的人在作画的时候往往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不管别人怎么说，画自己的感觉。另一种是我要画的特别一点，引起别人注意。林达川老师和梵高是前一类的，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人是后一类的。

　　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人们可以看到，真实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明白艺术有它的独立意义，艺术是人格反应，艺术是思想投影。当时在契斯恰科夫体系笼罩下的美术学院油画系，林达川老师格格不入的画风，被排除在艺术殿堂之外。林老师的油画作品，如今看来他的艺术成分和品性是可贵和高尚的。那么我们反思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体制问题吗?是政治?是人际关系?说不上，那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结果已经向世人做了最好的回答。

　　陈宁尔

　　2008年2月25日

作者：陈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