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况尉兄不同时期见赠的三本书法作品集。尽管这不是他作品的全部，但是从中仍然能够看出一位不惑之年书家的成长和探索历程。

　　作为乡贤，况尉是我们胶东人的骄傲。他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入展“中青展”并成功举办个展的经历，同时负笈北上，到朱乃正、王镛先生主持下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书法研究室进修学习，使得他在同代人中较早地接触到了正规的书法高等教育。那个时候，书法研究室刚刚成立不久，本科生只招收了一届，因此进修班教学就成了当时中央美院书法研究室的主要工作。20多岁的况尉，得以与王镛、刘涛、刘绍刚等北京实践、理论名师朝暮相处，或课堂教学，或外出写生，聆听耳提面命。

　　据我所知，中央美院书法研究室，是在时任副院长的油画家朱乃正先生倡导下设立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视觉艺术主张，而主持人王镛先生更是一位山水画家，系李可染教授指导的硕士，因此得以讲视觉美术的原理贯穿于书法创作之中，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与传统书法界不同的创作和教育道路。尽管笔者本人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才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学习，那时候中央美院已经从北京内城的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暂时搬迁至东直门外大山子万红西街2号的临时校址中转办学，但当时书法研究室的结构与90年代初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因此使我有机会了解并领会到况尉早年所接受到的书法教育的学术背景。

　　从况尉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也的确可以看出王镛先生所倡导的“艺术书法”的影子。这种教学主张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视觉艺术、形式构成的眼光看待书法问题，对应地，对于书法史上以往被忽略和边缘化的先秦石刻、西域书风等等“非主流”作品的重视，取代了传统书法界所关注的笔法等技术层面的问题。王镛先生在教学中强调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借鉴和领悟，鼓励学生在书法字法、章法形式美方面的大胆探索和实验。这无疑给80年代“书法热”以来缺乏质变的书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经验，而以当时的“中青展”为主要阵地，吸引了大量年轻作者参与其中，在当时书法界前辈沈鹏等先生的支持下，书坛逐渐形成了2000年前后被正式命名为“流行书风”的书法现象。

　　观看况尉2000年之前的作品，不难看出对于形式感的探索也成为他早期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石门铭》、黄山谷、王铎一路“大开大阖”的碑版的研习与临摹，以及对于巨幅对联、立轴等形式的热衷上。但是，一个细微的变化发生在2001年前后，我推测，此时的况尉已经去国多年，常年在悉尼的生活一方面使得他远离沸沸扬扬的国内书法圈子，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他得以朝夕与古为徒，与先贤为友，沉浸在传统书法的氛围中，使得他面对一件件书法史上的精品和杰作，重新发现了今人同其中的差距，并坚定了自己的目标。

　　况尉最终选择了以“二王”、魏晋经典法帖为指归、以赵孟俯、董其昌等人的解读为方法和途径的“帖学”道路，并且通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临摹得以深入其中，取法乎上。细心观看其作品集的人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化。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澳洲的“蛰伏”，2007年，重新考回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攻读邱振中先生指导的书法创作博士研究生的况尉，已经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了国内书法界面前，其风格变化之大胆和成功，无不令人拍手称快。观看况尉的这种转变，我以为用“绚烂之极，复归平淡”来形容，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书坛开始有人反思已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流行书风”，加上在书风整体转向传统的背景下，一时间，“流行书风”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其中当然有值得理性反思的一面，但客观地说，我仍然认为“流行书风”是当代书法创作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程。传统意义上对于传统的研习，固然是书法学习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但是当代书法生态的确发生了巨大的转换，我们无法继续以“实用”的标准来苛求作为艺术的书法，相应地，当代视觉艺术领域中的一切进展，都应该反映在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书法创作中。因此，“流行书风”在上世纪90年代的骤然出现，无疑有助于缩小书法界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差距，促进了书法与其它艺术门类的互动和对话。

　　但是，对于曾经深刻体味到当代艺术创作进展，并将形式美的探索作为一种方向实践在自己作品中的况尉来说，他得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重新反思书法作为艺术的共性和特性，从而在当代艺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看到了传统中被遮蔽的价值和自己未来的方向。换句话说，“流行书风”是当代书法创作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但是仅仅有流行书风是不够的。对此，我们不应该苛求“流行书风”有义务对于当代书法创作做出全部的回答，而只能由身在“书法江湖”的书家进行独立的思考，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况尉的创作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例。

　　这就涉及一个书法教育中的问题：到底是应该先打好“基础”，然后再开始形式美方面的探索呢，还是应该以视觉艺术的构成原理为基础，次后展开书法方面的基础训练?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答案可能是前者，因此在书法界我曾经听到有人提出“在中国美院接受书法本科教育，打好临摹基础，然后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开始创作”的建议。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临摹、笔法等问题，完全可以和对当代视觉艺术的最新进展的关注并行不悖，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应该是一个交替循环、不断上升的过程。况尉即是如此：很难假设如果没有早年对于形式感的探索和理解，今天的况尉将会是一种怎样的风貌。

　　这个过程中同样不可不提到乃师邱振中先生的创作和教学理念。作为况尉的博士导师，邱先生的思想对于况尉影响至深，而邱先生立足于当代视觉艺术的最新进展和前沿，来审视中国传统书法技法和理论体系的教学方法，似乎也正是为拥有与况尉类似的学书经历和学术背景的当代作者“量身打造”。常言道，“严师出高徒”，可以说重回中央美院的四年博士生涯，使得况尉在实践和思想上都经历了当代学术的洗礼，在创作风貌上完成了华丽的质变。在邱先生的指导下，他理论与实践并重，最终以研究晚年客居青岛的康有为书学思想和书法创作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样的经历，曾是多少书法学子的目标和理想。

　　况尉兄胸怀宽广，好与人为友，有典型的胶东人的洒脱和豁达。最近几年，笔者也有幸成为况尉在北京花家地的工作室的常客，屡次看到他夜深人静、伏案作书的身影，每每信手挥洒，辄以格调高古令人侧目。而每次到访，其工作室壁上布满的新作和日课，又不断向我们提示着他的努力和勤奋。况尉尝言，“很庆幸自己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喜欢上了书法，并且从来没有间断地锤炼着”。以其对于书法的执著和热爱，让我们有理由对况尉的新作寄托以无限的期待。

2011年8月21日于北京·望京

(祝帅博士，《美术观察》编辑、中国书协会员)

作者：祝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