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三十年”这个选题，让我想起距离我在《美术观察》上发表的那篇《中国大陆艺术设计理论20年反思》的研究对象，已经又一个十年过去。然而，我在文中对于中国当代设计理论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与思考，至今看来仍然只能是一个未竟的事业。由于我对本学科的综述及在很多方面所取得成绩的肯定俱见于那篇文章，这里只针对目前学科宏观发展层面的一些问题，借用杨玉圣教授所主持“学术批评网”的宗旨作为标题，提出自己严肃的批评与倡议。

　　最近十年来，国内开办设计类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设计理论研究的成果数量自然也随之“水涨船高”。然而也不需要讳言——中国当代设计理论研究的水平，较之设计专业师生数量的增长，还是显得太慢了一些。在出版方面，我们看到最多甚至已经有些生厌的一个现象，便是《设计概论》(或称《新编设计概论》、《设计艺术学XX讲》、《设计学概论》等)类教材的泛滥“编著”或曰自我克隆，据我非常不完全的统计，这类图书在短短的十年内已经出现了30本以上，但与此同时却可以说并没有出现一部堪称学界经典的设计研究专著。教材类图书的确不乏销路，但如同一位法学学者所指出的，只有教科书三级以下的标题才能形成一部专著。无论这些教材的课堂效果如何，“教科书”这种体例使得这种缺乏问题意识的研究注定是难以深入的，设计原理类教科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前大可叫停。

　　在文章方面，虽然不乏精彩之见，但与设计类理论文章整体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样的成果也是并不值得炫耀的。出于专业领域，我还算关注于各大美术设计类专业期刊上刊发的各种设计学论文，看到最多的是全国各地设计学院教师的作品。我绝对没有贬低设计专业一线教学工作者的研究能力的意思，并且我不否认其中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者和杰作，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个作者群体之中的绝大多数，往往是在发表了一次有关设计教育或者设计实务的文章后便不再见任何后续的研究。这种典型的“评职称导向”的写作，直接的后果就是占用了设计研究有限的学术阵地，间接的后果则是使得中国设计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迟迟没有形成，伤害了专业的设计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首先是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内抄袭、剽窃现象的屡屡发生，其抄袭之大胆和出现之频率，恐怕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与之媲美。某学院的一位教师发表的“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论文，只是变相复制罗筠筠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审美应用学》中的有关章节及其注释。同年，一所美术学院的教授出版的中国现代设计史的教材，更是对于多种二手资料现成文字的“汇编”……这里所列举的，还仅仅是我在自己阅读范围内的粗粗浏览中亲眼所见的若干“个案”中的一部分。

　　其次是基本的研究方法意识与学术规范的缺失。由于设计理论界的作者多是出身于艺术类院校或是从美学、美术史等人文学科领域转行而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缺乏严格的社会科学学术训练。因此，设计这样一门贴近产业实务的学科，国内对它的理论研究却大多停留在感性的、经验的、哲学的层面，而十分罕见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它进行的实证研究。一本以“设计社会学”为题的专著，竟然只是“设计哲学”或“设计美学”的更名复制，作者甚至没有过从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经历。有的设计学者甚至用“形而下”来贬低广告学界的定量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国内设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之间的鸿沟。一如学者陈刚指出广告学界的某些类似情况时所说，很多时候“设计文化”、“设计社会学”一类大而空的口号，成了一种“脱离业界实务的托辞”。

　　然而，即便是非实证性的研究，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与形式逻辑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一位作者写作的有关“设计的人文精神”的文章中，倘若我们把全篇中的“设计”两字换成“美术”或者“文学”，其论点也完全能够成立。还有一篇探讨“21世纪中国设计理论体系”的文章中，作者在倡导“独特的中国有机设计理论体系”的文化特殊主义的同时，竟引用翟墨先生“融合中西文化的一种新的设计理论体系”的文化普遍主义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结论。相信这位作者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观点，只是人云亦云，仓促成文。这样的文章的大量涌现，也迫使学术期刊在发表设计类文章时相对于成熟一些的美术理论，无形之中降低了标准。

　　在专业的设计理论研究者(多为美术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史论系科或大专院校中的专职的理论教员)中，这种情况相对而言要少一些。但在这种设计学界的“上层”同样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以“跑马圈地”取代“问题意识”。很多人宁愿在资料占有不充分的情况下写大部头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而很少发表一些有深度、依据一手材料和新史学方法进行的设计史个案研究;而很多时候人们出版题为“设计美学”、“设计伦理学”、“设计哲学”、“设计社会学”一类大部头的著作，并不是说这些设计学的分支学科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是为了尽快填补或曰抢占某个领域的“学术空白”。更遑论一位在“中国期刊网”中仅仅能查到七八篇文章的学者，竟然在自己的简历中炮制出“在各种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的天方夜谭。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专业的设计理论研究者互相之间不但各自为政，“不相往来”，而且“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不读、不引用甚至背后诋毁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情况屡见不鲜。不同学术谱系出身的学者彼此之间往往缺乏足够的理解，使得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名目繁多的“设计论坛”都打着“全国”甚至“国际”的旗号，但每次论坛的参加者似乎都不是同一拨人。我不否认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几位同为一流的学者中间产生“个人恩怨”，一如阿恩海姆与贡布里希，或者矶崎新与安藤忠雄。这本身并不可怕。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如果从业者至今还希望把“设计艺术学”这个学科建立起来并得到整个学术界认可的话，就必须让“个人恩怨”从属于更大范围内的“学术交流”。

　　而今，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同业者组织，缺乏一个团结不同系统出身者的权威性论坛，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任何一个领域缺乏必要的学术组织机制，注定只能是“自说自话”——人们都认为自己在建立“中国设计艺术学”的宏大体系，但到头来还是连彼此之间都互不认可。令人欣慰的是，眼下“70后”的学者已经逐渐成长起来，其中一批活跃者，极有可能成长为未来本领域学术组织的重要力量。这一代人是否能够做到不同师门之间通力合作，打破“文人相轻”的痼疾，让我们拭目以待。

　　总之，与美术理论界相比，中国设计理论研究的这三十年可谓问题多于实绩。不过在一门新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视而不见或漠然处之的回避态度。如同设计实践的发展需要设计批评的跟进一样，设计研究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建立相应的学术批评和回应机制，才能有效地配置设计研究的有限资源，共同提升设计艺术学的研究水准。“忠言逆耳”，惟愿这种有些不顾“人性的弱点”的批评声音，以及对于这些批评的回应能够逐渐多起来，这就不只是一种“牢骚”，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思考，促使大家针对问题研究解决方案，推动下一个十年的设计艺术学研究的发展。果真如此，于愿足矣。

祝帅（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作者：祝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