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悦石先生以大写意绘画著称于世，对于他这一方面成就的介绍已经很多了，关于他的书法成就，人们了解得还不多，重视得也不够，这里重点介绍。乍观之下，吴悦石的书法明显受到了碑学的影响。这不仅有体势的依据，也有笔墨的证明。尤其近年的书法创作，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但是细读之下，碑学的影响却又并不典型，他的作品中没有通常北碑描头画脚的修饰成分。以风格的相似性而言，与何绍基、赵之谦的手札书法更为接近。从历史脉络来看，手札显然与帖的关系更大，正如阮元所说，“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这样一来，我们对吴悦石书法的认识就从碑学转向了帖学。实际上，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确实可以见到二王一系的深刻影响。不仅有羲献的体骨、颜柳的风神，也有苏黄的意韵、董赵的姿态。然而我们又明显感觉到，帖学对吴悦石的影响并非全局性的，这不仅表现在具体的技术上，也表现在整体的风格上。说到这里，结论自然显现，吴悦石书法走的是碑帖融合的道路。

　　碑帖融合是清代中期之后才有的书法类型，尤其晚清民国时期书家对此多有尝试。我们在讨论吴悦石书法之前，有必要对碑帖融合的历史略做回顾。碑帖融合类型大致有三。其一，以碑学为主加入帖学的因素，以赵之谦、张裕钊、李瑞清为代表。这种融合不体现在他们典型的风格上，而是体现在手札等比较私人化的书写风格上。换言之，这种融合就书家的典型风格与非典型风格而言具有某种“分离”的性质。其二，以帖学为主加入碑学的因素，以沈尹默、李叔同等人为代表。这种融合也具有“分离”的特征。书家在帖学风格的基础上，在某些创作阶段或体裁中展示碑学的面貌。实际上，碑学早期的代表人物如阮元、包世臣等也可归入这个类型。其三，泯灭碑帖的痕迹，重新建立一种风格，以何绍基、康有为、沈曾植等人为代表。就三种类型而言，第三种类型显然更符合所谓碑帖融合的要求。但是，前两种类型中某些特定的融合也不可忽视。

　　碑帖融合的真实用意在于集中碑与帖的长处，兼而有之。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却很难做到。一方面，帖所追求的是笔墨的自由。所谓帖学的重心就是魏晋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以钟王笔法为核心的书写规范。这一规范主要展示的就是毛笔的软性介质在纸面上的表达。另一方面，碑的风格来源于凿刻工艺。后代对北碑书法的揄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当然这种误读也有有意无意之分。启功关于刀与笔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可见碑帖融合并不一件容易的事情，就事物的相互关系而言，欲使性质不同的两事物相融合，则必然要模糊各自的固有立场，做出一定妥协，然后才有融合的可能。但是这就很有可能将碑帖的短处而不是长处合并起来。如果执著于行迹的近似，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即使如赵之谦的天才与沈尹默的勤奋也很难做到。就此而言，碑帖融合有它先天的困境。虽然如此，碑帖融合却并非一道无解之题。上述第三种类型的碑帖融合便具有启发意义。何绍基从篆隶书法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并将它与笔法结合起来。而康有为虽然是碑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与他竭力宣扬北碑不同，他的创作并非典型的碑学风格。沈曾植虽然以章草的字型为依托来解决问题，但是黄道周对他的影响却是基础性的。碑学之前，能真正于王颜之外别开生面的只有晚明诸家。

　　回到吴悦石书法上来。上文已经指出，碑帖融合有三条道路可走，而第三条道路最为成功。但是对这三条道路也要再加分析。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界定作品的问题。实际上，赵之谦与何绍基的手札都非常精彩。但是这种精彩并非以“作品”的方式体现出来。他们真正书写作品的时候，又回到了所谓典型风格上来。我认为不受束缚的自由书写，也就是以手札为代表的私人状态下的书写才是最佳状态。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场合之下，以我意写书法才是最好的状态，这一点在康有为和沈曾植的书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什么场合，他们的书写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形态。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并没有所谓作品与非作品、典型风格与非典型风格的区别。就这一点而言，何绍基仍有差距。质言之，要解决碑帖融合问题，关键在于消除碑与帖的成见，然后以己意写之。

　　吴悦石的书法做到了这一点。首先，吴悦石的老师大多是民国人物，而当时碑学的影响正如康有为所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所以他对北碑的继承与学习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其次，吴悦石对中国传统有深沉的热爱，我们从他的言论到行止甚至着装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换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可以算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种情况下，他对帖学的研究自然深入。第三，绘画的技术对他的书法创作带来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大写意绘画对笔墨技术的要求很严苛。古人强调以书入画，反过来讲，绘画的技巧也是书法的技巧。对一个成熟的画家来说，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吴悦石有丰富的阅历和人生体验，不仅转益多师，而且多年游学欧美诸国。这些都转化为他的胸怀。他选择大写意绘画作为自己风格，显然就是人生阅历的体现。而这种胸怀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体现在书法上。吴悦石先生的书斋名曰“快意”，我想正可以表示他对绘画的态度，他对书法的态度，他对生命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无论绘画与书法，无论北碑与南帖，无论造型与写意，都可以一气贯之，与大道无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