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丹尼尔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和泰特英国美术馆的公共项目召集人。2014年，丹尼尔担任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我们从未参与（We have never participated）”的策展人；2011年，他是“胡安·米罗：逃亡之梯（Joan Miró: The Ladder of Escape）”展览的联合策展人，该展览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巴塞罗纳胡安·米罗基金会以及华盛顿国家美术画廊进行巡展；2010年，丹尼尔为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在曼城华人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担任策展人；他还是伦敦联盟（London Consortium） ——一个由建筑联盟学院、 当代艺术研究学会、科学博物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以及泰特美术馆联合创办的跨学科人文研究项目的主席；丹尼尔同时也是深圳OCAT的学术委员会一员。他于1999年在埃塞克斯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课题是“艺术与宣传：西班牙内战中的文化财产之争（Art and propaganda: The battle for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 。

ART.ZIP:你觉得机构策展人身份带来了甚么局限性吗？

MD:我认为，对于所有在美术馆机构之中工作的人来说， 这份工作同时意味着很大的便利以及许多制约。对于个人来说，你需要弄明白这个机构是否是你想要为之付出的地方， 这里的工作对你来说是否理想。 在机构工作的优点是， 这里提供了很多资源， 在这里有着很多作为独立策展人很难能够获得的资源。作为一名独立策展人，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寻找合作伙伴、资源、 为了下一个项目去寻找资金支持。然而，当你在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一个机构可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但是你能不能这样做呢？” 他们又说：“噢，不行，这次展览的赞助方希望这样做。”在最后， 就算你是独立于机构外，你的项目还是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我觉得，人们有时过于浪漫地想象一个独立策展人的工作， 就像他们会过于浪漫地想象一个艺术家的工作一样：艺术家是完全不受外部制约的人，而他或她工作室的创作是完全不受外部世界影响的。

无论是艺术家或是独立策展人， 他们的现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于机构策展人来说， 制度性的制约几乎是一种先决条件， 所以反而有着一种稳定性， 让工作的开展变得更容易些。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一个大型机构中工作带来的曝光度、 资源以及责任。 对我来说， 这是我每天都在惦记的事情， 而我想我的同事一定也都是这样想的：我们在为一个有着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的机构工作， 因此当你在作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比如选择合作艺术家的时候－你总要清楚你对于公众有着重要的责任。

在英国，这是一个非常明晰的关系：泰特是一个国家美术馆，而这意味着在最后我们是对全世界公众负责的。这意味着，你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自己的行为，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在面对制约时你应当了解自己的责任，你真正地感受到了你对于公众的责任，而你也需要捍卫自己在进行的项目。这已经偏离了你的问题， 但我经常想，当你在一个制度语境内为当代艺术工作时－无论是独立于机构之外还是受雇于某机构－你的一个主要角色是成为艺术家与机构之间的联系， 让工作项目变得更好。在面对制度要求时， 你不能削弱或全盘否定一个项目， 而需要捍卫来自艺术家的理念、 概念以及项目的实施过程，你也需要为艺术家进行协调。 他们在与你工作时也与你分担了面对公众的责任。 在制度、边界以及限制内你如何能够保证全面地实施艺术家的理念以及艺术作品的潜力－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ART.ZIP:你是如何看待在泰特之中策展角色的演变的？

MD:我想你会对我们的新场馆充满兴趣的。因为，这是我们构思了许久的计划。在刚才，我讨论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而我们也要讨论，现在的艺术世界之中究竟发生了甚么？我们要考虑如何把当代艺术世界之中发生的事件与艺术史联系起来，尤其是与泰特美术馆的馆藏所代表的艺术史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正在目睹的， 的确是全球化的常态化。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全球化是让人兴奋的、新鲜的，那时的我们也在艰难地与之相抗衡。在现在，无论我们在讨论甚么理念，我们不可能不把这个理念放入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去考虑。因此，这种常态化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泰特的建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件，而在今天，在建立泰特新馆之时，我们意识到泰特的馆藏不足以支撑这个新馆，因为我们的馆藏非常集中地代表了欧洲以及北美艺术。因此，稍带夸张地说， 在2000年之前，国际艺术意味着欧洲以及北美艺术。在2000年后，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知识体系有着许多需要弥补的不足，我们也需要为之付出许多努力。因为，在泰特美术馆新馆开幕之时，我们希望向你们呈现，全球化的常态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想要包罗万象，我们不会将视线聚焦于任何一个地区。我们不会说：“看，这是一个巴西艺术家，噢，这是多么有趣啊。”我们会关注一位巴西艺术家是因为巴西艺术家在某个时期带来了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我们也可能会关注日本艺术家，中国艺术家，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有着很高的成就。我们不会因异域风情而欢欣鼓舞，我们只因为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很重要而关注他们。我想，在15年前，我们大量地在讨论有关异域风情的欲望；现在，我们在更多地考虑事实。

ART.ZIP:你是怎么看待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关系的？

MD:我参与过历史性的展览－比如米罗 （Miró）的展览－在策划这些展览之时，艺术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你需要通过研究确保你能够公正地、精确地以及正确地代表这个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在这个框架中，你可以自由地发挥你在策展实践中的好奇心以及创造力，并尝试以一种帮助理解的方式呈现这些作品，但这种呈现方式也必须是严谨地、实在地与事实相联系的。与当代艺术家工作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艺术家得以与你密切地沟通，他们的观点就非常明显了。作为一名策展人与艺术家协作时，你必须清楚自己想要完成一个甚么样的目标，以及清楚甚么是最好的工作模式。对于我来说，基于不同的语境，你需要尝试发现不同的、有效的工作方式。

在理念层面，我的角色是要确保展览理念尽可能地与艺术家沟通清楚，我在与艺术家进行对话，来讨论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他们在新的委托项目中的艺术创作是如何发展的，等等。艺术家有着最终决定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无论工作语境是双年展、小型展览、公园内的公共空间、广场、商场或是一个停车场的顶楼－无论你在甚么环境中工作，你的工作职责都是与艺术家进行沟通，协商，同时也要与所有外部因素相协商。你需要考虑这些关系。你的工作重心是对所有由你带领至艺术家的关系保持意识，并关照这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关连者。

这个关系中的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是，当你在与一个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时候，你同样在面对既有的艺术作品。我知道在很多情况下策展人都可能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策展人有一个展览理念，而他尝试从艺术家的作品中寻找阐释这个理念的方法。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有关优先值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棒的点子，这个点子本身几乎就是个艺术品，而你因此把别人的艺术作品当作创作材料来使用－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模式。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敬的做法。我在进行策展工作时，我希望发展一种与艺术家合作的方式，以让艺术家感到他们作品的重要独特性得到尊重。因为这真的很重要。作为一名策展人，如果我因为某个主题尝试展出某件作品，而艺术家同意的原因是想要在某个双年展中出现，而并不是作品本来就俱有这个含义。那是错误的，这不应该发生，我也认为很多艺术家不会认可这种事情。

举例说明，我觉得合适的策展方式是：我有一个概念，认为这三个艺术家是最合适的，然而随着我的研究工作的进行，我意识到我的概念与他们的作品不符，我就应当承认我是错的，我应当修正我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沟通和有意义的对话，你甚至可能说这里有着某种辩证的过程。即：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我去征询艺术家的意见，测试我的初步想法，并意识到我的初步想法需要修正。当我引入更多艺术家时，我的想法就更应再作适当调整。如果我认为展览是以与艺术家对话或共同协作的过程为基础的，那么展览的最终呈现则会体现这种共同合作的过程。但如果我一开始就确定一种观点，然后带着这种观点和不同的艺术家对话，那么展览的呈现和概念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是共同发展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ART.ZIP:在进行公众拓展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名策展人，你是如何帮助观众理解艺术作品的？

MD: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可能也与我的背景有关－我供职于泰特美术馆的公共项目部门。对我来说，与公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觉得公众在艺术体验的多个层面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在某种层面，你可以尝试进行互动或参与性艺术实践的“极端化”，以鼓励公众积极地参与进艺术创作以及艺术实现之中来。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那么极端，因为公众的角色在所有项目中都是同样重要的。策展人的部份工作包括为展览－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展览－与公众的流畅沟通去设计空间、提供信息、标签、文字以及进行其他能够创造展览体验的工作。一方面你需要创造关于单一作品的经验，这一般是由艺术家决定的。艺术家会有一些想法，比如：“我创作了一幅画，我们把它挂在墙上，你来看。”就算是这么直接的一个过程，也可以以许多的不同方式来进行经验构建。在更广大的层面来说，我也要考虑一个展览中的众多方面共同带来的经验。

ART.ZIP:泰特美术馆在通过什么方式改变其馆藏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MD:或许可以从一件轶事说起：2006年我在泰特工作的第一个月，我和美国的行动主义团体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 一起合作。我们当时把工作坊称为 “Master class”，而她们建议改为 “Mistress Class”，或者就简单的“Workshop”。这样俱有性别色彩的语言在2006年就如此常见，以及大家对此作出的反应，还有艺术收藏上的性别问题都让我感到惊讶。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不断地想要证明我们并没有“重男轻女”，但我们不会采用大张旗鼓的方式来强调。我们想要推广女性艺术家，我们努力和优秀艺术家一起合作办展，我们希望能取得更好的平衡。举个例子，去年，我们的展览有马列维奇（Melevich）、马蒂斯(Matisse)、波克(Polke)，全部都是男性艺术家。今年都是女性艺术家，有杜马斯(Dumas)、艾尼斯·马丁(Anges Martin)、 芭芭拉·海卫夫(Barbara Hepworth)。 我们需要长时间地去调整达到平衡， 但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强调。

注：文章来源于ARTZIP第13期

来源：798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