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记载，金章宗为了给防御蒙古侵扰的军士们发放军饷，便利他们日常使用，在当时大面额的纸币以及普遍使用的50两银锭之外，于承安二年（1197）十一月专门铸造了被分为五个等级的小面值银币“承安宝货”。这似乎给人一种承安宝货银币的出现，完全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感觉。

“承安宝货”银锭

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从古代白银货币化发展演变的视角来分析，就会发现，承安宝货银锭作为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最早的银币，在金代出现有其必然性，这是自汉代以来漫长的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下面就从我国古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来梳理承安宝货银币出现的背景，并由此说明金章宗铸造最早的法定银币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有关货币起源的理论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是从西方货币发展史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经典理论。说它经典，是因为这一理论普遍适用于西方社会。但是，它却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因为，中国古代长期选择使用贱金属铜，有时候甚至使用铁作为货币金属。而作为贵金属的白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被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用作货币，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记载的：“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意思是说白银和珠、玉、龟、贝以及锡，都只能用来制作器物或装饰，不能被当作货币使用。那用什么来做货币呢？

能够用作货币的金属只有两种：

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属于称量货币；

“上币”黄金

另一种就是铜，称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形制为圆形方孔，属于铸币。

“下币”铜钱

秦始皇的这一条法律规定，对我国古代的货币使用影响重大，从此奠定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间，主要以铜钱为货币的法律基础与使用习惯。

白银虽然早在秦朝就被法律明确规定不是货币金属，不能用做交易。但是，人为的主观限制，可以一时发挥作用，却不可能永远起作用，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因此，后来因为经济的发展以及受到域外国家的影响，白银的货币属性逐渐开始增强，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白金三品之“龙币”

如汉武帝铸造的白金三品银币，形式上就与中国传统的钱币形式完全不同，这明显是受了西域货币的影响。因为出使西域回来的张骞，向汉武帝介绍过安息国的银币“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估计汉武帝就是受此启发而铸造了白金三品，只是将安息银币上的王面改换成了龙、马以及龟的图饰，赋予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但是，白金三品还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银币，因为它的含银量很低，主要是银锡合金，并且是一种虚值货币。因此，只能说它是法定银币的滥觞，但是却开启了我国古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此后从晋到隋的三四百年间，金银直接用做货币，发挥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职能的地方，就有广州、交州和河西地区。其中，广州、交州地区，金银还是称量使用，属于称量货币。只有西域以及河西地区流通使用的是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这明显都是受国外的影响，与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有关。

唐代船型银铤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推动白银货币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这是因为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对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贱金属铜、铁，因为自身的缺陷，已经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贵金属白银取代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从唐末、五代时期开始，白银的货币性逐渐开始加强，并出现了正式进入流通领域的趋势。如唐代杨国忠进献的银锭，以及大量用于赋税、捐献、赏赐、军政开支、贿赂、谢礼的银锭或银饼，都发挥了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这种次要的货币职能。

杨国忠进献银铤

铭文中的“杨国忠”名字

两宋时期，白银的地位变的更加重要，甚至超过黄金发挥了更多货币职能的作用。这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海内外贸易繁盛。原来适合小商品交换的铜钱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求，于是重量轻、体积小、价值大且便于携带的贵金属白银，以弥补铜钱不便大额交易及长途运输的缺陷而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是因为宋代铜钱大量外流，出现了严重的钱荒现象，这更加加重了白银的使用；

三是自五代以来各地货币的不统一，到宋代变得更为严重。形成铜钱、铁钱以及各种名号不同的纸币，都各自分区流通，只有白银不受区域限制，能够通行全国；

四是每年要向辽、金、西夏等国输出巨额的岁币银，这也势必要增加税赋中征银的比重。

宋代白银的使用数量及范围，虽然比以前都有显著的增加，并且已经初步具备了部分的货币职能。但是，在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这两个货币最为核心的职能上，白银与铜钱、纸币，甚至是铁钱相比，地位还都非常有限，发挥的还主要是价值高、体积小、便于携带的作用。但是，因为纸币的发明和大规模的流通使用，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白银优势的发挥，这是宋代白银货币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白银的式样基本确定为铤形并固定下来。实际上银铤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宋以后很少再使用铤，而是专用锭，称为银锭。大型的银锭重五十两，中小型的银锭重二十多两至十多两不等。

银锭

金人原本就有用银的习惯，入主中原之后，更是在宋人的基础上而有所发扬光大。金代中后期，为弥补华北地区因纸币贬值、铜钱不足而导致的通货短缺，开始使用黄金、白银以及绢帛。特别是白银取代铜钱、纸币，不仅作为流通的手段，而且还具有了价值尺度的功能，获得了主要货币的地位。

例如金朝中后期，米、茶等日用生活品的价格，已经逐渐开始从以铜钱标价变为以白银标价。这说明到了金朝后期，即金章宗时期，白银不仅作为流通手段，也已经具有了价值尺度的功能，开始取代铜钱以及纸币成为主要的货币，这为元代白银价值尺度的确立，以及明朝中叶白银成为法定货币，最终完成白银的货币化奠定了基础。

承安宝货银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铸造的，因此，我们说它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千年来谁铸币》

王永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王永生简历：

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1）出版学术专著7部：

《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8月出版）；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2月出版）；

《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4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6年8月份“中国好书”，2017年9月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的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三千年来谁铸币：五十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9年2月份“中国好书”）。

（2）受邀作为顾问与北京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合作，2015年9月策划指导了《融通之路》十集大型纪录片，2016年12月19日在北京卫视播出。

（3）应邀策划组织了2017年7月21至26日《乌孙古道》综合科考活动，从新疆拜城县黑鹰山出发，翻越天山抵达特克斯县，对沿线的古道进行了综合科考。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分两集于11月23、24两天做了报道。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