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光

　　二、广州南越国木简

　　南越国(前203年-前111年，西汉初岭南赵氏割据政权)宫署遗址在广州市老城区，2004年底至次年初，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一口南越国古井(J264)中清理出百余枚木简。完整木简长约25厘米、宽1.7至2.4厘米、厚0.19至0.2厘米，除一枚简有两行半字外，其余均每简一行文字，每简字数最多23字、最少3字，以12字为多;简牍未见有编联痕迹，其中不少是一简记一事。木简内容主要是籍簿和法律文书。籍簿文书包括宫署管理出入簿、财务分类簿、军事文档等，法律文书包括律令、爰书、奏谳书等，从多个方面反映出南越国宫廷生活的各种制度。有一枚简上纪年“廿六年七月”，当为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廿六年。但这个“廿六年”有两种可能，一是自赵佗立国(前203年)算起，则为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一是自赵佗接受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册封算起，则为汉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是前178年还是前171年，未得遽定。这批木简的出土填补了广东地区简牍发现史的空白。

　　南越国木简(局部)

　　根据发掘简报提供的数据信息，可知这批南越国木简在形制及文字书写上与当时秦汉体制有所不同。秦汉时一尺(约23厘米)简最常见，南越国木简均长25厘米左右，相当汉代一尺一寸，这也可能是南越国简册的普通尺寸;南越国木简宽大都在1.7至2.4厘米，是秦、西汉常用简宽度的两至三倍。可见南越国简册一般尺寸较秦汉制长而宽。也有另一种可能：这批木简多为单简独用，即每支简记一事，并不集中编联成册(未见有编联痕迹)，可以比编联之简略宽、略长些。在较宽阔的简面上只书一行文字，字径较大，字间距较疏朗，这与荆湘、中原简牍制度及行款略有差异。

　　南越国木简073文曰：

　　野雄鸡七，其六雌一雄，以四月辛丑属中官租纵。

　　文中“纵”字在简文最后单独写出，整理者认为有可能是该简书手之名，也可能该字与文意有关。

　　木简里有些官衔名称，如“左北郎”(简099)、“将常使”(简091)等，不见于文献记载。

　　从发表的十多枚木简看，除有两三枚字迹有差异外，其余字迹相近，似为一两人书。简009字数少、字体小，以篆意较浓的秦隶书写，和其他诸简很不相类;简052有些草率，锋毫效果明显，如“有”“少”“半”诸字;其他简风格相近，可看作这批木简的典型写法。

　　南越国木简为西汉早期之物，却显示了超前的汉隶成熟度，其隶变进程甚至超越中原及长江流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木简出自割土一方、几与内地隔绝的岭南。这表明，秦、西汉初隶变行为是全国性、普遍性的，边远地区的书写技术不逊于中原腹地。

　　南越国木简之成熟汉隶特色主要有：

　　1.波磔分明，主要是主横笔、捺磔笔、斜向弧形尾笔等。与西汉初多数简牍墨书的波磔笔不同，南越国木简的磔笔棱角明显，姿态标准，已属后来汉隶八分波磔笔。与此同时，南越国木简也有秦汉之际典型的斜向(右下方)长弧笔，如“苑”“死”“可”“见”“时”等字。

　　2.一些具有汉隶标志的主笔被突出，比如“不”“至”“下”“二十六”的上横、“其”的两长横、“宪”“纵”“击盈”的末笔、“版乐复”的捺笔等等，分书化程度很高。更重要的是，这类笔画在南越国木简里为数颇多。

　　3.可以用横扁、紧结来概括南越国木简的字形结构。汉隶八分结构为中宫集紧、左右波磔外拓，南越国木简相当多的字趋近这种字形。古隶字形为包裹紧收式，汉隶变为紧收与外放两维对立统一，秦汉间快速发展的弧形长尾笔及波磔笔预示着未来既收又放的结构，西汉初的南越国木简就含有这种既收且放的特征。

　　南越国木简的“超前分书化”特征令人吃惊，其较高的分书化程度表现于笔画和体架结构两方面;西汉前期隶变超前的例子还有马王堆部分帛书等，不过马王堆帛书笔画相对成熟，结字尚欠火候。然则，南越国木简、马王堆部分帛书等“早熟”汉隶终究属于大量汉初墨迹中的少数，但它们预示着未来，也可视作书写精英阶层的先觉与前探。同时，南越国简书一些字仍存秦隶写法，这正表明其时代性，即为汉初之物，要实现全社会向汉隶过渡仍需假以时日。(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