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看到“歌舞伎町”这几个字，脑中立即闪现的是1998年电影《不夜城》里金城武和山本未来：混血的战争孤儿，半唐番的流氓，居酒屋门前梳着背头拿着枪，酷得六亲不认；无情无义的酒家卖春女，风情万种的红颜祸水，即使倒在情人枪下，也只是说，“健一，下雪了”。

这样的歌舞伎町画风是森山大道或者荒木经惟式的，自带颜狗和文青的幻想滤镜，作。专注拍摄歌舞伎町30年的摄影师渡边克巳（Watanabe Katsumi）则更冷静，他说，世上没那么多坏人，不夜城没那么多生死情仇的戏。

“只有些不快乐的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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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高中毕业的渡边克巳从家乡岩手县搬到东京。并无特长的他在摄影工作室碌碌无为地工作了五年，没成气候就失业了。“我终于自由了！”，告别了朝九晚五的小职员生活，渡边克巳一点儿不担心未来的出路，他用微不足道的离职津贴买了一个新的摄影放大机，投身到歌舞伎町，成为漂泊在新宿的街头摄影师。

“在这种鬼天气里，不想一个人躲进窝里喝闷酒罢了。再怎么小气的黑货商，有时也得这样过过夜生活。”——驰星周《不夜城》

200YEN的摄影师

上世纪60年代，新宿已经成为日本的传奇，轮番上演着战后一代的繁华与堕落的两面。1954年，一家名为“灯”的茶馆成为新宿“歌声茶馆”的鼻祖，歌舞伎的表演场地陆续聚集，歌舞伎町由此发展起来。外省移民、战争孤儿、流莺、寻欢客、赌徒、打手……外来人口不断增多，这里逐渐变成日本犯罪率最高的是非之地。据当年的日本警视厅记载，这里平均一平方公里内发生的刑事案件数为东京都内的四十倍。渡边克巳就是不夜城中的游荡者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在歌舞伎町的街头靠兜售照片为生，连拍带冲洗，3张打印照片送货上门只收200日元。他的主顾有歌舞伎町街头的流氓、妓女、变装皇后，也有风月场卖艺的乐手，流连在公园长椅上的野鸳鸯。

“几个眼尖的女孩子看到了我，马上撇下身边的客人站起来欢呼。听起来像是空着肚子的狗听到主人进门时的叫声。”——驰星周《不夜城》

摆拍，同样真相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同样作为街头摄影师，渡边克巳的照片跟纪实摄影或者声名鹊起的“浪摄流”有巨大的区别：照片中每个人不仅毫不躲闪，而且都努力而热情地面对镜头，摆出最得意的样子深深凝视相机。一张张开朗的、坚毅的，抑或下流的、猥琐的、沉溺的脸，在夜幕下神奇地焕发着劫后余生的光彩，“一如从声名狼藉的灾难中站起来的全新的日本。”夜晚是用来睡觉的，但这座城里的每个人都太精神了。在渡边克巳的照片里，不夜城的光照亮野心和贪婪，也投射出快乐和自豪。为了补光，他的照片都使用自带的闪光灯，冷硬的光拍得人狂躁而紧张，看上去个个汗毛倒竖。黑帮小弟的纹身，暴走族的特攻服，牛郎职业性的热忱，卖春女僵硬的小腿肚，每个人从嘴里吐出烟，把最值得炫耀的东西都端到相机前，充满可笑又可悲的仪式感。而50年后，当烟雾散去，这些一本正经真诚的嬉皮笑脸却染上“伟大的时代”的失落与庄严。

“中央公园里的长椅，有一半被没钱进跟前的旅馆开房间、却已经欲火焚身的情侣给占领。这些家伙身上散发出来的体温，似乎使得公园的气温比周遭要高出两三度。”——驰星周《不夜城》

迟到的展览

卖照片的渡边在世时默默无闻。1972年，他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相册，1986年也曾办过一次展览。当彩色照片风靡日本之后，渡边克巳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不得不进影楼打工，做杂志摄影师，但只要有机会，他还会再回到新宿做街头摄影。2006年，渡边克巳去世前，留下汇集了自己作品的摄影集和一封信给两个儿子，信中这样说：“春吉，等你老了回头想想，其实世上没什么坏人，只有不快乐的人。”，“次郎，这本书里的照片是我花了32年时间拍摄的，当遭遇困难时不妨看看，也许会有些提示吧。”也许相比荒木经惟，渡边不前卫；相比森山大道，他不挑衅；相比杉本博司，他不艺术。但渡边明显更加冷静克制，2006年，他去世之后，纽约的安德鲁·罗斯画廊为其举办了一个回顾展，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歌舞伎町的黑帮》照片册。渡边克巳的像中人，被看做日本第一代亚文化群体，是新日本“垮掉的一代”，代表着一种无奈而消极的世界观——与其去反抗什么，不如以享乐，无聊和颓废，和这个虚无的世界一起堕落。

《歌舞伎町的黑帮（Gangs of Kabukicho）》2006年出版

“在歌舞伎町那个既狭窄又肮脏的窝里，有个不必做梦就能睡懒觉的现实世界！正等着迎接我回去。”——驰星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