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

为今年的这本《艺术家工作室》作序，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此前北京的朝阳艺术区，经历了大规模的强制拆迁，致使许多艺术家流离失舍，丢失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室。我亲眼目睹了“东营”等几个艺术区的拆迁过程，不由得联想起十多年前的“圆明园画家村”，尽管驱逐的理由变了，过去是因为意识形态，今天是出于经济开发，但对艺术家造成的伤害却是一样的，都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我不禁想问，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发展经济不是为了安康，反倒是让我们丧失家园，丢掉幸福的归属感。那我们还要发展经济干什么？显然，这是一个亟待澄清的文化问题。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之初，也曾遭遇过同类问题，即如何解决发展平衡的问题。其结果就是产生了“诗意的还乡”（ 海德格尔）等哲学观念。它作为一种逆向思维，批判性地制约着发展的盲目性，为社会消解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平衡的发展观。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西方社会的这种理性设计，如对能源的控制，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对毫无功利色彩的文化艺术的扶持等等。可以说，正是因为西方社会没有将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考虑到了能源、环保、人文等各种因素，其社会心理才没有完全失衡，其发展才具有了可持续性。

中国这些年不再纠缠于意识形态，开始发展经济，并逐渐意识到在新的产业转型中文化创意的重要性，应该说，已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不过，进步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就像近几年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创意产业，却鲜有创意，而多注重产业一样。这无疑还是一种落后国家的思维方式，即一切以发展为上，以经济建设为主。北京朝阳的艺术区大规模拆迁，其实就是用的这样一些硬指标，为的还是囤地搞房地产开发，增长地产经济。我并不反对搞开发，也不反对搞经济。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在这几年红火起来，艺术家工作室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都跟经济繁荣有很大关系。可问题在于，发展经济只是途径，而不是目的。既然发展经济的同时，已经在不经意间结下了当代文化的硕果，就应该珍惜和维护。如果无视这种成果，仍让经济一统天下，肆意横行，势必会造成发展的“瘸子”现象，引发呈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北京朝阳的一些艺术区拆除之后，艺术家的维权行动，就已经证明了这点。好在，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刺向文化理想的同时，也瓦解了过去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使得艺术家的维权也好，自由流动也罢，皆成了可能。所谓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便再也收不回去。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艺术家要求拥有自己独立的创作空间，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带来的自主意识。所以，无论是拆迁还是驱逐，都不可能动摇这种意识。相反，只会引红杏出墙，加剧艺术家对自由创作的向往，让他们借助经济的平台，开辟出越来越多个性鲜明的工作室，并反过来促进这个社会的开放与自由。

2010．8．28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