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东北三省的美术创新时，我们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其工笔画的研究，其工笔绘画的成就标志着东北，在旷达雄浑的文化背景下艺术的细腻和精致。李国民就是创造这个成就的众多的工笔画家中的一员。                                               国民的工笔绘画分为二类，一类是他对传统工笔绘画，尤其是宋代工笔花鸟绘画的师承与创新，二是他的创作作品。中国工笔花鸟绘画无论从技法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已经完备了。国民的工笔花鸟绘画从对宋代工笔绘画的临摹开始，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的绘画始终把宋代工笔绘画优良传统─鸟的造型放在了艺术构思的首位。在监摹与继承的过程中，他十分注意鸟的结构，在把握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删繁就简，因为他绘画中的鸟生动而富有古意，烂漫而不失典雅，非常经得起推敲。诸如：鸽子、鹦鹉、白鹭、鸭子、麻雀等，都是他师法传统与写生相结合的产物。进一步的讲，他绘画中的鸟类或 者 花 草，在形象塑造方面都很讲究“法”。

     在中国艺术的审美观念中，法和度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度”是艺术审美的标准，是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标致，是随心所欲的自然状态。艺术如果没有“法”的洗礼，那就根本谈不到“度”的境界。国民的绘画尊古法而能出新意，他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的。

     以往，人们往往从写实能力的高超上，在画家的“师法造化”上，去研究古人或今人花鸟画的创作经验，这当然是必要和有益的，却较少从审美关系的角度深入地探讨。

     现实中的动植物可以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却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物。以社会美 为审美客体的人物画，可以通过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与环境处理，表现其行径作为与内心世界，同时给予或褒或贬的审美评价，以影响观者的善恶判断，发挥其社会职能。而现实中花鸟则属于自然美，它虽与现实人物的社会生活存在联系，却不属于社会美的范畴。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早就出现了以动植物为对象的审美活动，这一活动当然以接受花鸟形色的刺激为始点，但不止于耳目之娱。它之所以成为赏心乐事，根本在于欣赏者在花鸟中发现了欣赏主体，进入了充满感情色彩的艺术想像。人们虽然称赞花鸟画帷妙帷肖，栩栩如生，却不满足于此。当花鸟画仅仅以现实花鸟的代用品的价值进入绘画之际，意为着它还没有成熟，只有当画家意识到花鸟画有必要以更高于现实的面目及更有力的手段寄寓审美理想，表达审美感情，抒发审美意趣的时候，以自然美为对象的花鸟画才具有了艺术美的价值。花鸟画的创作才真正成为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国民的绘画显示出不与人同的开拓精神，取得了斐然可观的建树。                                           从他的《剑麻》系列以及其它的大量作品都能证明，画家在物我关系上，找到了不止一把“钥匙”，发现了通过花鸟画创作沟通作者与观者内心世界的途径，从而在营物与构境中创造着工笔画鸟画的新的体式。他没有惯用前人的眼睛、模式、框架去套自我，而是以自己的心灵直接与自然对话，因此他的作品少有陈陈相因之惑，他没有“从艺术作品中讨生活”，从他人的作品中撷取、拼凑成章，而是从从生活的源头活水中获得灵感，在审美静观中以诗心体悟自然，以诗心照临世界，在体物、审物、咏物中创造出与艺术家的生命、心灵节奏相合谐的新的审美境界。

    他不重纯客观的描摹，而重情意的抒发，其画朴实，清幽与静穆，是画家的精神家园。他把工笔花鸟画情致化了、虚灵化了、精神化了。因此，他的那些成功之作，每有一种深入画境、浓酣忘我的趣味。

    在画法上，既有勾勒设色工丽妍妙的工笔重彩，也有“体制清澹、作用疏通”的工笔淡彩，不但有变勾勒为水墨的没骨，也有摒弃色彩以墨代色的水墨，可见，国民为了表意、造境，效果，调动了一切手段，构筑充溢着自己情感的美学图式。

     工笔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工笔绘画艺术的复兴与繁荣并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综观李国民的工笔画，构景、取意、造景、施意，都能独出机杼，每有创造。他的绘画格调高雅，不匠气、不火气，有文学的素养，文化的品味，古典绘画形式在他的笔下获得了现代意味。

     从国民的绘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工笔绘画的理解与探索是具有创造性的。这就是工笔绘画的前途与希望。（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