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书增步入画坛的时期，正是人物画独领画坛风骚的时代，在徐悲鸿、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杨之光等现代著名人物画家的感召下，从学生时代起他就立志要做一个出色的人物画家。造型能力和艺术技巧是画家安身立命的必备条件，康书增在这两方面都下过一番苦功。在形式语言上，康书增关注最多的是线，特别对于线的组合有着深入的研究，笔法挺劲、结体紧密，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形式感，个性色彩鲜明，其画风同时兼有传统意味和时代气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的人物画乃至整个绘画艺术开始转入了低潮，作为一个人物画家，康书增也不免受到这一潮流的冲击，但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艺术信念，继续向着人物画的高难度——造型到位、笔墨精妙、个性鲜明、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默默地攀登着。他认为没有不行的艺术，只有无能的艺术家。绘画的兴衰并不取决于画种与画法，而在于画家的作为，所谓的人物画危机并不在于人物画，而是在于人物画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画种不能拯救画家，画家却完全可以主宰画种的命运，人物画界之所以出现问题，也正说明了现代中国人物画坛缺少能够力挽狂澜和创造历史的英才。

对于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前途，康书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与西方的优秀人物画作品相比，现代中国人物画在造型的精确、技法的娴熟、形式的新颖和个性的鲜明上都存在一定欠缺，但从前辈画家如蒋兆和造型的扎实、叶浅予用线的精到、黄胄用笔的生动、王子武笔墨的传神、李伯安构图的宏大中，则预示着现代中国人物画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并且他认为在生宣纸上刻画造型要求最为严格的人物形象，既要达到笔精墨妙，又要追求形神兼备，还要见情见性、自由自在、别具一格，其困难程度较之其它画种要高出数倍，虽然极具挑战性，但这也正是从事现代中国人物画事业的魅力与价值所在。

现任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康书增扎根新疆近四十年，已经与这方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多次远赴农牧区进行写生和收集创作素材，足迹踏遍了天山南北。古西域丰富、奇异与多元的深厚文化积淀让他迷恋，意境博大、深邃、苍凉、神秘的雪山大漠令他神往，性情纯朴、豪爽、豁达与强悍的新疆人使他沉醉。怀有一种强烈的开拓者的使命感，他坚信在这里从事中国画的研究与创作，不仅有望成就一派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西域画风，还能给一贯以清静淡雅为特征的传统中国画注入新的生机。尤其是这里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人物画创作资源，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疆的很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桃花源式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农民，还是天山深处的哈萨克牧人，抑或是世界屋脊上的塔吉克老乡，也不论是耄耋老者，还是垂髫童稚，抑或是猛男靓女，都一样笑声爽朗、开怀，舞蹈自由、奔放，待客真挚、坦率与热情，为人直爽、勇敢与大方。加之新疆人形象俊美、体态魁梧，兼有欧洲人的造型和亚洲人的色彩，这种品性的美、生活的美、形象的美，无不是人物画家进行艺术创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正是基于这种对现代中国人物画的理解和对新疆人诚挚的热情，多年来他的画笔始终没有离开过新疆人物，对艺术的信念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动摇。

康书增兼擅工笔和水墨，在他的笔下，维吾尔老人慈祥的面容、哈萨克牧民质朴的笑脸、塔吉克妇女美丽的神情，无不神化于丹青之中、跃然于绢素之上，塑造了大量独具匠心的艺术形象。他的作品曾连续参加了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其中第六、八两届获得优秀奖，第九届获得铜奖，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单位收藏。主要代表作品有：《集》、《云上人家》、《瀚海明珠》、《冰凌零》、《红柳滩》、《喀什噶尔》等，其中《红柳滩》以浓墨重彩描绘了新疆石油工业在戈壁荒漠上蓬勃发展的壮观景象，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喀什噶尔》等一系列水墨人物画，既以生动活泼的笔墨展现了新疆人的神采，也反映了康书增在水墨人物画方面的高超造诣与杰出才华。

作者：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