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洋的水彩画作，很难用我们惯常对待水彩的思维方式去解读。

静物、风景、肖像，是水彩画领域中最为常见的题材；细腻、写实、轻透，则是我们面对一幅水彩画时最容易获得的观感。久而久之，当我们提到“水彩”二字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那些具备着单纯的画面美感的美丽图像。而白露洋的作品，则打破了这一局面。

白露洋的思维无疑是活跃的，这从他仅2011、2012两年期间就有近十类不同题材的系列作品出现这一点上有着最直接地体现。他似乎很少在某种题材上作过多的停留，而且几乎每一系列的创作都带有某种特定的“观念”，带有某种具有“当代”感的意图。

从最近的一组作品说起。《世界·条码》系列的创作，单从画面的构成因素上看，彩色的条形码，以及其后掩盖着的各种动物、建筑，很容易引起观者的追问与思考：“这是想要表达什么？”白露洋将藏羚羊、大熊猫、犀牛等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的图像上以丝网版的形式覆盖上象征着商业与利益的条形码，条形码下面的一排数字也颇有意味：它标识着该物种目前仅存的数量；而某些作品的条形码背后是正在坍塌的建筑，它们曾是人们生活与记忆的一部分，却在片刻间被毁灭，条形码下的数字记录的正是它们被炸毁的日期。如白露洋所说，他想以此警示观者：“在当今商业社会下一切事物都被商业化，物质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这种对于人类行为和生态问题的反思，同样体现在白露洋的其它作品中：《我们的世界》系列将数幅看似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画面（其内容为人或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的作品，试图说明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下，人与动物都是平等的，理应和谐共存；《游弋》系列中原本应在大海中自在畅游的鱼躺在桌上、盘中奄奄一息，连《深海》系列中原本作为海洋食物链顶端存在的鲨鱼都在人类的侵袭下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均反应着人类因为自身利益而对其它生物造成的伤害。

由此可见，白露洋的绘画体现出的是一个画者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他试图以自己的创作唤醒人类的责任感，认为只有对自然心存敬畏，才能达到和谐共存。而站在特定时期的艺术变革角度上来看，这种意图，也恰恰是一种让自己的艺术创作融入时代潮流的自觉意识。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曾发问：“如果艺术不参与到社会化之中，它还会存在吗？”其实，自艺术进入现代以来，传统的形式媒介已逐渐脱离了单纯的视觉层面的趣味，转而成为对于“思想”与“观念”的追求：如何“再现”早已被抛之脑后，如何“表现”也不再显得重要，想要“表现”的是什么成为了关键，艺术家们希望像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一样，介入对于当下社会现象的反映与反思，乃至直接参与和干预。因此，出现了令人应接不暇的艺术“革命”与频繁更替的艺术“风潮”。

而相对于外界此起彼伏的艺术浪潮和多元化发展的艺术形式，湖北的水彩画则似乎是一方世外桃源，有着不受外界纷扰的宁静与优美。这种地域性特征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基于创作者们共同的成长环境与生存背景，而产生出共同的审美趣味与艺术价值观。这种特征在湖北以一种群体的面貌出现，其背后有着多重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创作者之间都有着很明晰的师承关系，且平时互相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因此，整体上看来，湖北地域内的水彩画创作方向比较一致——画家们都心无旁骛地沿袭着传统的水彩创作路线，并各自有着对于艺术语言本体的独特领悟与表现，从而建立起一种属于该群体的独立的艺术精神。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利于艺术的发展的，它有效地避免了浅尝辄止，可将某种风格锤炼得更加完善，更加精致。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大家的观念都比较接近，从而显得面貌上有些单一。也正是因为如此，白露洋对于不同题材与表现手法的有意识的尝试，才使得他的作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获得了更多关注。在我看来，白露洋在他的作品中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风格问题，而同时也是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在探寻着绘画背后的观念问题。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绘画，乃至各种门类的艺术创作都必须背负着沉重的思辨与关怀，去反映宏大的叙事或社会问题，对于“观念”、“思想”、“意图”的强调也并非艺术发展的单一旨归。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白露洋一代的画者能够坚持其具有意义的思考和追求，让这个时代的图像创造，能够扩展出更多的可能性。

 

 

                                                    2012年12月27日于武昌

作者：梅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