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无论是何种追求，其前提应是能生存下去，唯如此，才真正谈得上追求。但也往往有人不注重生存的结果，只注重生存的过程。

　　魏野是黑龙江阿城市人，他15岁时就到北京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考了7年，在北京住了7年，结果是失败的。他不愿意放弃绘画，不愿离开北京的文化环境，就留在了北京，依靠自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靠卖画维持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为了生存，他只得找一些临时的工作，即使如此，仍常常无法支付房租，他已记不清这些年中自己搬了多少次家。那时，他的冬天几乎是在背包里度过的。天寒地冻，他背着包从市区走过，顺手抄一两块煤或到朋友那里要几块塞进包里，背回去生火取暖。他说：“我总是惊讶这些年我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现在，魏野总算稳定下来了，自己租了一套房子，完成了不少作品，卖画情况已大有改观，德、法、比利时等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80%的家庭都有他的画。无论在生活还是艺术上，魏野都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说：“有些画不想卖，但急着花钱，不得不卖。我也知道现代抽象艺术在西方早已达到顶峰，没有人能够超过，我只不过是在中间寻找一条缝隙画些自己喜欢画的，没有目标。”

　　和这里的大多数人相比较，方力钧可算得上是“画家村”里的贵族了。沉默寡言的方力钧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可谓“出身龙门”，他的画在画界颇有影响，尤为海外画商青睐。他有一位德国妻子，住在北京一家高级宾馆，方力钧在圆明园又租了一处很不错的小院，宽敞的画室里摆着以他自己为模特的抽象画。他每天上午到圆明园，晚上回到妻子身边。他来这里只为画画。

　　迟耐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去年9月，他盖起了又宽又大的私人画室，这在圆明园“画家村”可称得上“之最”了。他说：“来这里的人并不是为了炫耀艰苦，生活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对艺术的追求。如果仅仅为了生存，傻子也不会放下清闲不享，大老远跑到这里受苦。如果这样，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更好的选择。很多人来这儿感觉都不一样，有人因为这儿的房便宜好租，容易生存下来，有人是因为这儿的气氛能搞出更好的作品。大多数是抱着十分健康的想法来这儿体验生活，画画”。

　　贵州的张洪波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艺术而来，但整个群体是为艺术而存在的。”

　　或为生活，或为艺术，抑或兼而有之。画好了就在这儿生存，画得不好没条件生活就走。数年来，这里的人你去我来，一直没有也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群体。

　　到过这里的人都称之为“盲流村”，而“盲流村”里的多数村民并不大乐意接受这个不怎么好听的称呼。他们以为，流浪，漂泊，只不过是为追求艺术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谈不上什么盲流不盲流。这是他们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绘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可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心灵。

　　贵州人摩根是漂泊到圆明园来的。他毕业后分到一家工厂搞设计，仅干了两年，他就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了，便辞掉公职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了圆明园。觉得这里是画画的地方，就留了下来，想在这里卖些画并画自己喜欢的画。虽然生活没有保障，但流浪惯了的摩根似乎对此并不在乎。

　　历史毕竟不只是毁灭，它更多地蕴含着创造与再生。鹿林就是抱着再生的信念住进圆明同的。

　　去年1月来北京之前，鹿林是济南一家室内装潢公司的承包商，这个公司下面有八个工作组，在那里，他的收入相当可观。有次一位画界朋友到济南找他，在街头见鹿林正骑着摩托车跑生意，便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长久之计”。鹿林“幡然醒悟”，便辞却了工作，妻子盛怒之下和他分了手。他只身来到北京，从此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家庭。他和别人合租一套房子，那低矮的画室在他那巨人的水墨画下显得愈加矮小，他的画不得不从墙上拖到地中央。

　　鹿林说：“圆明园是一个毁灭的象征，也是再生的起点，我对这里很感兴趣，这是属于我的地方。一来到圆明园，我就认为自己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似的，以前全忘掉了，特别自然。我来这里把它看作再生的开始。这不是什么流浪，而为了艺术。”

　　这里也有三教九流吗

　　到圆明园“画家村”次数多了，渐渐发现这里的“村民”们互相之间很少来往，有些人之间根本没有往来，他们中间的多数互不相识。而且，这里似乎也有三教九流之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也难怪，这毕竟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松散的群体。

　　初见迟耐，说明来意，他就直接了当地问：“不知你们是注重现象，还是从艺术角度?”言外之意，如果从现象出发，可随便找人聊聊，倘若上升到艺术，就要有选择了——毫无疑问，这里的“村民”有不同的层次。

　　最初住进圆明园的有图环境偏僻专心作画者，有想留在北京图这里房租廉价者，慢慢地，这里的人多起来，并引起外界关注，圆明园“画家村”变得热闹了，于是有更多的人住进圆明园。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凑热闹者，他们或借此环境为自己“镀金”，或借外国人常来此看画而试图卖画，或以此为自己增添一些可以炫耀的资本。

　　迟耐认为：“不否认有人来这里凑热闹，图虚名，附庸风雅。不管怎样，他们可能都是抱着很好的愿望而来，自己又不浪费什么。这是一种现象，不管对错”。

　　方力钧很少与别人往来，但却不说为什么。也许他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意义。难怪我们初进“画家村”时一位刚到的青年人领我们串门时不敢冒昧地敲方力钧的房门。

　　来自青海的陈逸青曾获全国七届美展油画银牌奖，他的获奖或许为圆明园“画家村”增添了不少光彩。陈逸青住在福禄门村一个偏僻的角落，极少串门，对这里的事不太关心，只是静心地画画，生活过得也较安稳。我们到圆明园时，他正加紧创作，为不久在新加坡举办个展做准备。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张扬，圆明园越来越多地为外界所关注，前来拜访、交流者日益增多。丁方正是因此而转移了居住地方。

　　丁方原来也住在福禄门村，只是这里人不断增多，他要另找幽静之处，便与另一位画友在圆明园园子深处更偏僻的地方租了一个大院。我们踏着满地落叶在圆明园废墟上的秋林中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在林深处找到丁方的住处。这是一处环境、居住条件都很好的院落。一幅幅油画摆满了整个画室，未画完的作品正固定在画架上。丁方用的画布、颜料都很高档。他的画很受海外画商欢迎，作品销路很好。但他画画全是为自己而画，没有迎合。除了大型美展和必要的交流活动，丁方很少出门。

　　时常有人到圆明园的“画家村”找人为他们画画，甚至有人拿着照片来让画肖像，这对于一部分没有经济来源的“村民”来说，无疑是生存下去所需要做的事之一。在“画家村”，我们见到一些人正在画此类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生存基础，还枉谈什么艺术，艰苦环境下的部分村民也许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但是，这将使他们渐渐地失去自我，也就失去了加盟“画家村”的意义，也容易不被他人视为同路甚至小瞧。

　　作为一个群体，形形色色人的存在可视之为自然又自然的事。也许这里的一位“村民”说得对：

　　“每个人只代表自身，任何人都代表不了‘圆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