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当代艺术，大众依然觉得离生活比较远，作为中国当代最知名的艺术家，你们的作品收藏者又绝大部分在海外，于是有的美术评论家这样认为，既然你们在创作的当初就已经有一个假想观众存在，而这个观众并不是中国人，你怎样看?

　　方力钧：我比较讨厌把观众分为中国人、外国人，这种想法很傻，这样相对于画家自己来说有很大的损失，因为这样一来，你的观众层面就比较窄了。我的作品在海外收藏的分布还是比较平均的，除了非洲以外。像印尼，还有南美都有收藏。

　　艺术品的收藏直接和生活状态，经济水平相关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收藏的范围更宽一些，像传统绘画、古玩等，想转换为油画本身已经很难，更何况油画又延伸出当代油画和古典油画，作为大众，这中间的差别很难明白，所以导致中国当代油画的收藏大多在海外这样的现象。心不必太急，这里面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从经济上我们可以将国家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但是从文化上我们不能这样划分。如果我们在文化产品上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话，我们有可能丧失在文化方面同发达国家平等的地位。

　　在你以往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概念化的图像，比如光头的人，机制的眼神，机敏抑或呆滞的表情，比较真是的反映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时人们的各种心态。而近期的作品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变化，人物不再那么张扬，出现了水，大片的水甚至淹没了形象，这是处于怎样的考虑?

　　方力钧：从个人来讲，我变得不像以前那么急躁，包括艺术创作，活动，以及生活，这可能和年龄、阅历有关系。改变一方面是由于工作需要，一方面是由于年龄和生理的变化，另外是一种安排。你年轻的时候可能需要一种比较张扬的形象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如果一直这样张扬的话，人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外在的东西而挡在门外，那些张扬的作品之外需要一些内在的东西，内在到什么程度?就是在我的画面里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给你看，我想看看这种情形发生时的状况。这种有意的计划安排和讨论角度的转变同自己的生理年龄的变化在最早的考虑中它们应该是吻合的。最近我作品的变化分两部分，油画方面是越来越鲜亮，版画方面越来越单纯，几乎是灰色。

　　作为你们这一批艺术家，经过了当代美术的种种思潮，以及我们的社会转型，这之间你们做艺术的初衷以及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

　　方力钧：90年代涌现出的这一批艺术家他们经过了“85新潮美术”的运动，那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时代，大家认为西方的一些艺术形式，西方的一些观念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大家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地推崇着，将一些东西放到很高的位置上，结果那些照抄、照搬的东西解决不了咱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大家又回过头来在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里找出我们做艺术的理由，这种转变过程非常重要。最近形式主义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大家把技术和艺术当作终极目的，这也是正常的，只是和我们做艺术的理由不那么直接了。

　　1990年开始，大家高涨的人文热情在商业大潮来临时忽然消退，但是我的创作却达到了高峰，这一点对我自己而言是相当欣慰的，因为在所有人走下坡路或情况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在坚持做一件事情的人，他的注意力、热情以及感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成绩和收获对我们这批画家来说是意外的。

　　理论上讲，艺术家不应该拒绝任何诱惑，只要他能够将各种诱惑平衡，能够创作好的作品就好。但是考虑到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内需要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过于多的欲望会削弱作品这方面的功能。

　　我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状态，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比较平和、内敛。因为我需要自己表达张力的那个阶段我赶上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环境的变化，我作为艺术家的理由已经慢慢弱化了，我们同德国、韩国、日本、美国的艺术家的理由都变得差不多了，艺术的来源越来越差不多了，无论个体的、民族的、本土的生存经验都弱化了。这对艺术来说是可怕的，变成了大家都开始使小聪明，像一个饭局中看看谁讲话最幽默而已。离我个人的艺术理想越来越远了。

　　我做艺术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关于生命中那些最能触动我的感觉，最直接，最强烈的。正好在我们创作的那个时代没有太多机会去看别人的东西，我们只能去关注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

　　现在你最关注的东西是什么?

　　方力钧：大的说是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生存环境，具体表现在作品里，我们的社会教育是一条线，政府和学校教育是另外一条线，这两条线永远并行没有矛盾，当一个人你的思想里同时存在这样两条线，你会有一种近似分裂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你的作品的风格，甚至颜色、构图和道具的选择。我喜欢将这些背景包含在我的作品之中，使得绘画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技术观念。我们那种两条线的教育，使我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多重可读性。由于我们这样的社会背景，因为产生了这样的艺术语言，自然和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有了不同的面貌。这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我们有很多条件产生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作品，而不是形式上的跟风。

　　你怎样看艺术家和风格的关系?

　　方力钧：风格就像穿衣服一样，国内艺术家大多从专业院校出来，变换一种风格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问题在于你是在一种有生命力的情况下保持安静还是在一种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假装活力?

　　今天是这一年最后一天，大家也总是喜欢在岁末盘点一下自己过去的一年，你呢?

　　方力钧：过去的一年很忙，乱。我现在更喜欢和我的绘画保持一种游离状态甚至是旁观者，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把握你的艺术语言和工作状态。我一直都挺消极的，之所以工作，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舞台，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这看法还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这代人经历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认真地对待机会。如果我不做事情的话，可能会更加消极，在工作和创作中的那些细节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忘掉更大的消极绝望。生活吸引我们的更多的是细节。

　　我们喜欢过于简单地把生活词语化，词汇是用来形容生活形容行为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它已经开始规定和限制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了。我们的争执和苦恼很多缘于词语的定义，如果我们摆脱词汇的束缚，我们会快乐。

　　对于我来说，糟糕的状况是这样的，一种是我的生活一直运气特别好，从没有经历挫折，这是一种糟糕;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的生活一直运气特别不好，只碰到糟糕的事情。但是我的实际情况是糟糕和运气我都经历过，我很满意。

　　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很没准儿的人，所以我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信誉的人，尽可能让自己在一些时候变得严肃，严肃地对待生活，严肃地对待工作。

　　关于新的一年，有什么期待?

　　方力钧：过正常人的生活，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收益，不提前拒绝什么，也不提前期望什么。

　　出处：《南方周末版报》，2003年2月1日，地点：现代城茶马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