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密幽绿的爬山虎在铺满红色的砖墙上一直蔓延到二楼高的屋顶，站在画家方力钧位于北京宋庄的这样一个古堡式画室外，心中唯有赞叹。

　　而同样令人叹服的是，方力钧在绘画方面的巨大成绩。方力钧从未被体制束缚过，从学校一毕业，就开始了自由职业画家的生涯，他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和独特的视角去考虑我们习以为常的人性和社会关系，哲学命题对他来说远远大于绘画命题。

　　“所以，成功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附加值。”方力钧平淡地说。他的脑袋光亮，眼睛闪烁着光芒。谈话间，他不按牌理出牌，时不时地在严肃深刻的学术语境中爆出犀利粗俗之词，颇似评论家对他的一段画风的总结——“泼皮”。

　　在他身后，一幅巨幅的油画正在进行中，画面上几个婴儿坐在白色的鹤身上，在浩瀚无边的天空中越飞越高。

　　新简答题

　　Q：方力钧是谁?

　　W：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Q：称你为“中国最明星化的画家”，你反对吗?

　　W：这跟我没关系。

　　Q：绘画对你意味着什么?

　　W：绘画是一个综合体，什么都包括在里面，它可以是你内心或者精神层面的表白，可以是谋生手段，也可以是卖弄的手段……

　　Q：你觉得什么是一幅好画?

　　W：对大众来讲，一幅名画就是一部好的作品，你到博物馆看一下，观众人数最多的就是那几幅世界名画。对于我自己的画，最符合我的心理状态，又同时被市场认可、综合得分第一的(笑)，就应该是最好的。从我作为一名观众的角度来说，对我最有启发的作品，我认为是一幅好画。

　　Q：你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W：从我懂事起，我当时的生活状态都是我理想的。

　　Q：你觉得普通人会怎样看待艺术家?

　　W：应该跟你怎么看我一样吧。

　　Q：是否能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每天都是怎么安排的?

　　W：白天在工作室画画，有时写一点东西;有时候处理画画方面的生意和餐厅生意;有的时候坐台。(Q：坐台?)就像现在这样接受采访。中午陪家人吃饭;晚上，要么陪家人，要么去餐厅陪朋友，陪朋友的时候最多。在北京，最高兴的就是人来人往，最痛苦的也是人来人往。

　　你还没有时间证明你是优秀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美术界的所谓‘八五’思潮，新的、西方的东西一下子劈头盖脸地涌进来，我们美院的学生走在王府井大街上，一个个都跟影子似的，两眼不知看着哪里，脚下发飘。”毕业分配时没去造币厂、跑到圆明园附近一个村子租房画画的方力钧，那时正处于“一个不断在日记里向自己提问题，不断自己解决问题，又会随时一把大火烧个精光的年纪”——二十四五岁。而现在，他已42岁。

　　在商业社会这个大幕布下，我们说方力钧作为一个画家是“成功”的。然而这评价似乎是一厢情愿，笔者一再推崇，方力钧一再推辞。在他看来，一个才42岁的男人，距离盖棺定论还早着呢。

　　新：一提到中国当代画家，你的名字首当其冲，你已成为当代画坛的代表人物，你是否认为你已成为中国目前最成功的画家之一?

　　方：对我画画的初衷来讲，很多东西已经超出了自己当时的预想。但是每个人对于成功的理解不同，所以这些都无所谓了。

　　新：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方：“成功”这个词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一个人生活得自在一些就可以了。

　　新：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画家数量很多，但是大部分默默无闻，而像你这样被关注、被认可的当代画家，可以说少之又少?

　　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情况。人的记忆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记忆下来，不可能把所有的画家都记住。

　　对我来讲，这也一直是我绘画的一个主题，就是个人的梦想和能力是不协调的，是有很大矛盾的。有时候，我们会想不开或者对这个世界不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所有的东西都能装到我们的脑子里面，但其实每一个人的脑袋是有限的，这个世界是很大的，远远大过我们的脑袋。所以，大家只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选择性记忆。这是不可避免的。

　　新：但是不管人们是怎样进行记忆的，你还是国际上最有知名度的中国当代画家之一。

　　方：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工作的，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参加国际上的一些重要展览，到现在才不过十几年，现在就对我盖棺定论，我觉得为时尚早。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短暂的。我们现在还能记得住当下的一些艺术家，可是我们回想起500年前的艺术家，能够被记住的是非常少数的了。

　　我现在有一些知名度，但这没有经过时间考验。当然，很有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筛选和考验。

　　新：我觉得你在取得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之后，还能保持这种清醒、谦逊、谨慎的态度，很令人敬佩。

　　方：正如我刚才说的，你还没有时间证明你是优秀的、成功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就扬着脖子，翘着尾巴，你这不是傻子吗?

　　靠灵感作画，就像牲口发情时的嗷嗷乱叫

　　“我们宁愿被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着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这样想的是曾经青涩的方力钧们，而今观看不再青涩的方力钧的绘画，别有一番意义。

　　新：你曾经说：“每一幅画都记录着你的思想进程”。能否对你作品以及其中的思想表达做一个同样简单的解释?

　　方：我的艺术主题基本确立在1999年之后。那时人性的变化无常对我绝对是一种非常大的震撼和启发。此后，人性就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我以不同的角度来旋转这个主题。

　　新：对人性的关注，你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方：因为我还活着，所以我还不能确定和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但就目前而言，我的兴趣在这方面，人和人性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想通过绘画，嘲弄自己一下也好，点破自己一下也好，来对人性做一个解释。

　　新：最近看了你画展，发现你近期的作品发生了变化，画面的主体由最具代表性的光头成年人变成了儿童。

　　方：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婴儿是人的初始状态，人与人之间最接近，最没差异，但最近看人长大之后，人们的思维、做事方式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扣，因此我想通过绘画来表现我对此的困惑。

　　新：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时期的作品?

　　方：以我现在的心情来说，我喜欢我现在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作品。因为年轻经验少，自信心受限制，那些作品过于凝重了，现在，就更愿意以一种更轻松、更美好的方式来表达。

　　新：你有没有遇到瓶颈期，或者说没有创作灵感了?

　　方：我一向不相信灵感，我觉得灵感对人的智慧是一种侮辱。靠灵感作画，就有点像牲口发情了或者饿了时的嗷嗷乱叫。他只是把这一时的情绪宣泄在他的作品当中。我更希望的是用具备人类智慧的手段来表现这个作品，而不是依赖生理的反应。当然有些画家认为生命就是生理的，比如梵•高、高更。

　　当然我有时也会进入一些创作的死胡同，特别是在1996年和1997年。但当时限制住我的不是绘画命题，而是一些哲学命题。不过当我发现我进入一个死胡同的时候，我就及时停住了，然后就开始做别的。后来，我发现，对于一个阶段来说，那是一个死胡同，但对我的发展来说，我现在做的好多命题都是从那时延续下来的。当时想不通的问题，在你有了更多人生阅历之后，就迎刃而解了。

　　新：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的话。你如何对待反对的声音?

　　方：我的作品只能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状态下才能喜欢或者理解，但这些特定人群也可能会在某些状态下不喜欢我的画。在不同状态下，他们有时候可能倾向乐观的理解，有时候倾向于悲观的理解，总之，作品于观众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一个作品是不可能讨好全人类的，它只能跟它固定的人群发生关系。

　　现代艺术可能与自身存在的状态更吻合

　　我们今天的每一件事情所关涉和承担的意义太多太复杂，使得“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系列以暧昧形态出现的意义和经验。由于事实是暖昧的，所以人们的意向性也只能是暖味的，而且正是暧昧才是真实的。方力钧的作品所以获得当下人们的关注，首先可能就是因为用画面表达了时代问题和时代感觉。”——这是一个旁观者对方力钧近乎学术性的解释，而作为当事人，他对自己和身处的这个现实另有解释。

　　新：为什么目前在国内，像你这样的现实主意画派似乎正在成为主流画派风格?

　　方：艺术观从打的方面，分两种：一种是把艺术当成一种艺术活，就像技术一样，是一种技术工种，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传统艺术;另外一种就是表现对当下生活的关注，这就是当代艺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在20年之前，根本不存在这种当代艺人。因为当时各种艺术家根本不可能去表达一种艺术态度和对生活的理解，而只能作为宣传的一种工具，所以那时候无所谓是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做现代艺术的人很少。但是人们慢慢从这少部分现代艺术中发现，现代艺术可能于自身存在的状态更吻合。慢慢地，就有更多的人从传统艺术转向当代艺术了。

　　按我的理解，当代艺术从现在就需要社会整体的关注，因为我们关心的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当我们成为过去式时再被关注，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新：最近，丁绍光指出中国年轻画家的最大问题就是赶时髦，西方出现什么潮流，他们就跟着跑，还觉得自己挺前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方：这是个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可以从艺术家本身来看待。很有肯呢个艺术家本身的创作出发点是非常个人的，或者非常民族的，但是他可能陷入了某种表现形式的误区，选错了方式，或者选错了材料，但是不能由此判断他就是盲目地追随潮流。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根本不具备创作一幅艺术品的动机，但是他有另外一种需求，就是特渴望成功出名。所以他就必须找到一种他所理解的先进的、前卫的或如能打动人的方式。

　　另外观者的理解也很重要。以我自己的经验，有时候你不仅仅是艺术家本身的问题，观者出问题的几率也是同样大的。观者更倾向去从什么角度看作品，他就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判断。

　　新：那你觉得画家应该怎样平衡艺术创作与市场?

　　方：发展道路。对我来讲，市场就是一个附加值。就比如，你跑步的时候总会带出一些响声、风声。因为在我们这一代刚从事绘画的时候，不知道画是可以卖的，那个时候的画家不存在为市场而创作的情况，但是，现在的画家可能一开始创作就知道市场，但他们具体的想法我就不清楚了。

　　新：你怎么看国内的画坛现状?

　　方：国内画坛目前是一个进行时，就好像正在进行一万米长跑比赛，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谁也无法做最后的判断，所有人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不能因为从事了艺术，就有借口和理由变成一只疯狗

　　新：最近，书店里卖以你的画做封面的笔记本。对于笔记本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这是你的想法吗?

　　方：这是一个喜爱艺术，同时从事一些艺术外围工作的朋友们的想法，他喜欢这些作品，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作品。同时，他也可以多挣一些钱。(笑)

　　新：你在北京开了一个茶马古道的餐厅，据报道说，是因为你比较爱吃?

　　方：不是这样的。我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画室工作，时间长了，就觉得挺可怕，会有一种危机感：一个画家在画室里将所有的事情都说了算，时间一长，就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疯子，一个妄想症，现实中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种状态不存在一个社会关系，也不存在别人修正你的可能性。

　　而像现在这样开餐厅，我得关心成本和利润，需要你算计啊，很小气啊。(笑)它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社会化、生活化的空间，让我有正常人的属性。因为，你不能因为你从事了艺术工作，就有接口和理由变成疯狗，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当然，它还同时具备很多功能，它可以让你和你的朋友有一个聚会的场所，也可以赚钱，还可以吃饭，还可以证明你是不是有经营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大的考验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跟别人进行合作。

　　新：你在电影《绿茶》里出演了一个角色，那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方：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张元跟我是一届的学生，虽然学校不同，上大学时就经常一起玩。那时候他就经常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在我电影里演个角啊。《绿茶》当时正好需要一个我这样的角色，然后就找到了我。不过。我觉得我演的太差，以后不能在电影里出现了。但对我来说，这让我的视野更开阔了一点，也让我知道自己的长项和不足，但是对导演和制片人来讲，有点不负责任。(笑)

　　新：你现在又开餐厅，又当演员，你希望自己也像陈逸飞一样，除了绘画，涉猎更多领域?

　　方：不会的。演了这个电影，就具备一个反证性，它反证了我没有这个能力去涉及更多领域。

　　新：陈逸飞在艺术上被承认，同时又是一名文化商人，你怎么看待他?

　　方：陈逸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不愿意被社会的惯性所捕获或者定义。

　　我们一般人看起来都是活生生的人，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得到巨大的薪水报酬，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工具化、零件化，你得承认你就只是一个螺丝或者一个锤子，你必须成为一个称职的、社会对你规定很死的工具，你才能得到巨大的荣誉和奖赏。但是有一些人并不愿意因此被限定住，他们会拼命地把他们的身份混淆。当你告诉我，我是一个螺丝的时候，我非要成为一个锤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陈逸飞的行为是非常悲壮的一种尝试。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只有极少的人才会有这种觉醒和觉悟。他是令人敬佩的。

　　新：有评论指出，你已经由小众转向大众。你怎么看待?你是否享受这种过程?

　　方：你们传媒在其中的贡献很大。从两方面来看，往悲观方面看，很讨厌，因为往你身上贴的标签太多。你会受标签之累，同时传媒的传播速度很快，你还来不及反思自己的行为，你就不得不面对传播的结果了，而往乐观方面来看，很享用。

　　出处：《半岛新生活》，2005年5月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