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答应为尊圣写下这篇文字，是基于他低调的人品和执着勤勉的状态。还有，那种对艺术的崇敬，对自然山川的热爱而产生笔下的庄重感和责任意识。对天山的崇拜和敬畏在画上形成了端庄气质和中正韵味，成为做人的印证，也成为他作品的风格。

　　尊圣为人心地刚正淳厚，外相低调朴素，谦谦风度，口碑一直很好。几次讨论会上，理论家们对他的画给予了充分的褒奖和肯定。

　　尊圣的山水画浸透着20世纪下叶以来的时代精神，可以视为这个时期水墨画的一种典型——重形象，重形式，重视觉效果，重张力，是大声说话的艺术，因此特别强调震撼力。用薛永年的话说是“与时代俱进的，非常强烈的个性化笔墨图式”(见薛永年先生在教育频道对画家的评论)。

　　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个性化“笔墨图式”成为画家的普遍追求，“刻意求新”已俨然成为时代风尚。在这之前的20世纪上半叶，画家的追求和普遍的注意力还在画之“内美”。黄宾虹给裘柱常的信中说：“自然之中，合乎准则，其美在内，不在外观。”(见《黄宾虹书简续》P6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内美之术是居于轻声说话的艺术，但对心灵的穿透力是不能小看的。其实，内美之术不是始于黄氏。它是中国文化的指归，是自唐宋以来山水画一直追求的境界。平淡天真是历代大师才能达到的高度，因为“笔不褪火”无以达到平淡天真的高度。而20世纪的时代标准是“丹青竟胜”“笔墨贪奇”，用郭沫若赞颂刘海粟的话说是“艺术叛徒胆量大，落笔如翻扬子江”。这恰恰是历代中国画论所十分忌讳的。清代画家笪重光在《画鉴》中写道："丹青竟胜,反失山水之真容,笔墨贪奇,多造林 丘之恶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览无余,寻常之景难工,工者频见不厌."就连极力推崇创新的石涛也在画跋中写道：“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主张改造中国画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认为高古之境在于用笔，要做到“真，樸 ，简”三字，而这恰恰是中国书画从上古三代以来最本质的出发点。这一切，我们在20世纪后半叶大大地忽视了。

　　前人讲“内美”，今人重形式;前人重“心象”，今人重形象;前人重内蕴，今人重张力……前人，今人，是耶?非耶?这是整个20世纪始终没有讨论完的话题。

　　我之所以写上这么一大看话，是想于同道尊圣共同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获得了时代的肯定，获得了社会的赞美之后，我们还应该往哪里走?艺术家的成功观与时尚是不同的，真正的画家应活在美术史上，如果说，前人的局限是守旧，因守旧而窒息，那么今天的局限则是由“创新”而造成的技术断裂——笔墨的缺失，尤其是用笔，这一中国画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元素已经被我们丢的差不多了。

　　我相信，尊圣对这个问题是有思考的，以他对艺术的虔诚，对先人艺术智慧的敬畏，他一定会向笔墨文化的高境界攀登。

　　                                            庚寅盛暑 挥汗于紫庐师心居

作者：程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