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舟水墨人物画解析

　　张江舟是从军队走出的画家。

丰富的人生阅历，给予了他丰厚的生活积累与生活体验；博大精深的军旅文化，造就了他纯朴执著的人格特征，也造就了他艺术创作中质朴、沉厚、坚忍的艺术特质。

早年，张江舟致力于描绘青藏高原普通的山民百姓，作品总以写实的笔墨风格塑造出真实的图像、真实的生活感受，演绎着一种苍凉与犷悍的画风，往往带有恢弘的使命感和沧桑的历史感。当然，他的画风与传统的写实手法相比，也存在明显的演变与区别。虽然，他的绘画创作基本上仍遵循着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但他在坚持水墨画特性之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娴熟地使用了传统具象语言，在作者与观者之间建立起畅通的视觉桥梁。于是，在苍凉与犷悍的情境中，张江舟的作品隐潜在一个重要的题旨，即生命的艰难与沧桑，并通过造型、笔墨展示出其中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张江舟曾多次深入青藏高原写生，去感受山里人家的生活、习俗、人情和高原景观，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素材。那种身临其境的真切体验，无疑是一种刻骨铭心的震撼，成为他后来的精神资源和创作动力，并促使他在艺术选择上走向苍凉与犷悍之境界，在审美取向上追慕浑然与大气的美感。

众所周知，中国画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一直是绘画界努力探索的课题。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物画逐渐形成了以徐悲鸿、蒋兆和的创作新传统，几乎所有的人物画家无一逾越该体系的深刻影响。张江舟曾有言：“‘徐蒋体系’的突出贡献在于:将人物画从古代文人笔下的笔墨雅玩之物，推向了一个参与社会变革、表现现实生活、承载人文情感、提升精神理想的主流文化形态，使绘画不再是‘文之末流’‘立德立言之余事’，而是直面当代、追求理想的精神游历。”所以从画法渊源来看，青年时代有过西画创作经验的他也大体沿袭了徐、蒋人物画风格，不仅注重对人物结构的把握，而且还运用水墨语言将油画的明暗光影之法带入其间。

尽管如此，张江舟对被他视为新传统的徐、蒋的人物画体系保持着足够的辨证认识：“如何面对传统文人画体系和‘徐蒋体系’对当下人物画产生的正负影响如何寻找一条既有利于笔墨表现性功能的发挥。……当我们流连于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却不满足于文人画在表现生活内容方面的不足时也应看到“徐蒋体系”人物画创作中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被不断削弱的事实。”因此，张江舟总是不断地思索着、前行着……。他凭借着坚实的造型基础，努力将西方素描的理念转换为中国画的观察与表现方法。而且，他又追求传统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从心出发，将物象变为心象，以心写形，以意造形，塑造真实的生活感受。在创作中，张江舟从现实主义绘画中升华了自己作品中的精神表现成分，并不断调整写生与创作的语言转换，使得作品的画面更为自由厚重。

数年来，张江舟先后创作了诸如《祈望》（1993）、《热风》（1993）、《山坳》（1994）、《磕长头》（1997）、《大转经》（1997）、《青海湖》（1997）、《圣途》（1998）等一系列洋溢着“高原热风”的作品。在这些以藏民题材的作品中，他以坚毅深沉的线条和凝重叠加的墨彩，塑造出沉雄凝重的人物造型，描绘着岁月的沧桑和对生命的礼赞，营构出一个浑然苍茫之境。这里，张江舟强调绘画的严谨与周到，注重光感的明暗皴擦，人物形象以真实的质量感取胜，笔墨内涵极为丰富深沉。同时，他融叙事与抒情于一体，鲜明的黑白节奏和浓郁的色彩自然带来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张力，使画面呈现出宏阔激昂的生命气象和雄浑深沉的历史意象。正如刘玮增所评:“西藏高原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着的原始强悍精神和自然生命力深深感召着画家的创作欲望。画家借助造化之力通向一种天人合一、恢弘博大的境界。”显然，苍茫的大山、贫瘠的土地、沧桑的面孔，张江舟就是在精神层面上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将藏民沉郁的精神本质抒写得淋漓尽致，极力展现其顽强、坚韧、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

1996年，张江舟正式调入中国画研究院，无疑成为他艺术的转折点。中国画研究院自1981年11月成立以来，崇尚兼容并蓄的自由精神，围绕着对中国画继承、研究、创新与发展的宗旨从事中国画研究活动，聚集着以李可染、叶浅予、黄胄、刘勃舒等代表的创作群体。不言而喻，自由的研究型创作氛围，令张江舟受益匪浅。不久，强化绘画实践的张江舟绘事大进，实现了人物画风格的一次重大改变。几年间，他持续地进行着西部边民的创作，完成了《宁夏印象》（2004）和《版纳印象》（2005-2006）等系列作品，笔墨探索做得十分精彩，既保住形的准确，又能显示笔墨的意韵，笔墨与造型相生相发。

《宁夏印象系列》是他参加“聚焦西部·宁夏行”写生团结束后创作的作品，一改过去复杂的构图和大量的墨色渲染，笔致简约，气象清新，人物神态把握准确到位，人物形象则从混沌转向清晰，生动地再现出中国西部乡村居民灵魂的颤动，极富感染力。《版纳印象系列》是赴云南西双版纳采风后所作，代表作品有《暖风》、《淡月清晖》、《婉风》、《素月》、《轻幔》等，大凡笔墨运用灵活多变，画面气息平淡冲和，干湿、浓淡之中无不体现出画家驾驭笔墨与人物造型随心所欲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张江舟并没有追求笔痕的动势，而是以轻松、凝练的线条勾勒人物形象，适当地将泼墨、积墨引入自己的画面，“墨韵”成为构成画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以写意的笔墨手法贯穿画面，通过叠幻的组织形式营造出整体的气势与节奏，在深入刻画人物面部表情之同时，也不放松对人物动态及服装的表现，使之在整体上谐调一致。这些作品笔墨与造型互为补充，含蓄的线条、虚静的笔墨，恰如其分地概括表现了温暖动人的主题，同时也流露出淡淡的沧桑之感。

就实质而言，张江舟笔下的西部边民展现的是朴素诚挚的日常生活与生存状态，意味隽永深沉。他所运用的笔墨语言与清新平和的风格呈现的主要在于刻画生命力的坚韧，当然，这在作品中常常是细微的、精致的。可见，张江舟的绘画选择，不是对封闭地区少数民族的浅薄的观赏兴趣，而是一种对艺术的重新把握、一种审美因素的唤醒、一种追求的把握生命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如果说，“西部边地人物”构成了张江舟文化选择和思考的巨大的艺术背景的话，那么近年来他所创作的“当代都市人物”则标志着他已将目光直接转到了现代文明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状态。2004年，他在和《东方艺术》编辑的一次访谈中曾谈到了自己的题材选择动因: “都市题材的东西，我很早就想画。我有一个很固执的观念，如果中国画完全是画一种闲情逸致、遣心逸性的东西，我感觉不甘心，我总感觉它应该承担一种责任，一种文化发展的责任。谈到责任，我总希望我的画能和当代文化有些关联，对当前社会问题应该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

由此可见，在张江舟看来，中国画家如何将自己置身于现代的文化环境中，使观众从画家作品的语言形态中感受到艺术家的个性存在，并从相似的心理感受中获得思想与感情上的共鸣，对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画的现代化和个性化并掌握其生命结构规律极为重要。于是，他十分注重绘画的当代价值，有意疏远古代文人画孤高、幽雅之意境，以敏锐的洞察力传递出自己真切的人文情怀。从此，他将绘画的视角多集中于对都市中凡人与凡人的关爱与关切、平常生活中俗人与俗人之间的理解与慰籍，可谓情有独钟。

毋庸置疑，作为一位身处变革时代的画家，张江舟面临着如何由古典程式切入当代语境的重要课题，面临着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的转换。然而，在面对这个课题时，他并没有采取破坏与重建的流行模式，而是以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为纽带，同时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形式法则，以渐变的姿态融铸了自己的绘画风格。由此，我们从1999年以来的作品中看到了张江舟的种种努力，而且，他在对传统笔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笔墨观。在他看来，调动笔墨本身的表现性功能，寻找笔墨语言与表现题旨的高度契合，应该是当下人物画创作研究中尚有空间的用功之处。追求语言与题旨的统一不能仅将笔墨视作造型工具，而应在笔墨服务于造型的同时，凸显笔墨自身的表现性功能。同时他又认为，笔墨自身传达出的精神意绪，必须与主题内容意欲传达的精神意旨达到高度的契合。

1999年，张江舟完成《99逆光》系列作品；2000年，他创作《○○状态》系列作品；2002年，他创作《壬午记忆》系列作品，并相继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水墨画展览，博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正是如此，张江舟通过一系列的都市水墨人物的创作凭借题材的转变逐步完成了绘画表现手法和风格的转折。“题材的变化直接带来的是艺术手法的变化，因为画家要找到新的合适的绘画语言来重新诠释新的话题。”这里，张江舟采取没骨、勾皴结合之法，适当模糊人物形象的具体特征，并汲取西画的光影效果，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浑厚朴茂的“塑造感”，以一种难以言说的笔墨意象传达着随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而来的困惑、焦虑与迷惘。他将传统的笔墨语言完全消解在这具有现代构成意味的画面形式之中——重叠的形体，硬挺的线条、排刷的笔触，旨在强化力量感和重量感。这些作品构图饱满，墨色以灰色为主但变化丰富，“呈现出一股具有高调性质和亚光感觉的气韵”，故被评论者誉为“灰色体系”。即在此时，张江舟基本实现了人物画风格的定型，其审美理想和表现技巧逐步趋于统一和成熟。

与西部边地人物相比，张江舟的都市人物多为一种夸张变形的造型，弥漫着一种焦灼、动荡、跳跃的气氛，鲜明解析出当代都市人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这组系列作品真实地体现了他对当代都市文化的新思考和对现实生活的复杂体验。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张江舟表达的是一种“置身于当代都市文化的无奈”，其创作在“矛盾困境中”的“艰辛突围”。为此，张江舟曾撰写创作随笔《感受困境寻觅突围》，阐述了自己对题材选择的战略思考：

我近年来的都市题材创作，勿宁说是对自我状态的一种言说，抑或是对生存体验的一种表述，更或是对前期创作的一种反省，倒不如说是搜寻突围之径的一种企图。现代都市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当下性似乎远不如峨冠博带、日终南山、萧疏旷远、曲径通幽更具丰富的笔墨和进入程式的便利。……对都市题材的选择，显然是将自己搁在了既定程式与当代体验的矛盾困境中。突围的艰辛勿庸赘言，但因其冒险性所带来的新鲜与快乐之感是不涉此地断难领略的。两年以前，我一直进行着习惯指称传统意义的水墨实践，题材也多是边地少数民族生活。这种远离当下、寻求世外之境，其目的是实现对当下都市文化的拒斥。但因其远距离，而缺失明确的立场选择。两年以来转入都市题材的创作，题材的转换本不具备建设意义，但因其转换所形成的视觉经验的陌生化和生存体验的亲和感，并由此引动的语言方式和语言结构的转化与重组，使题材的选择意义具有了文化现实性。

显然，这是张江舟经过反复艺术实践后深思熟虑的风格选择和文化抉择。在对待传统笔墨与现代绘画题材的关系上，张江舟反复强调:“当一种既定的笔墨范式不再具有鲜活的当代感受，不再具有准确传达当代人精神情感和生存理想的功能要求，而只能成为游离于当代体验之外的形式把玩之物，那么这种笔墨语言也就失去了传达意旨的本质功能”，“语言与题旨的统一是当代水墨画在语言探索上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也是所有艺术门类语言意义的共同终极追求。”2010年11月，张江舟在回答《中华英才半月刊》记者提问时辩证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画笔墨与社会文化、时代精神的演进关系，由此成为他绘画笔墨风格转变的有力注解：

如果我们认可民族文化正是在不断继承前人传统，并在不断地吸收新的文化资源，不断地丰富、完善和拓展中得以延绵不绝的基本道理；如果我们认可笔墨样式的生成应该是特定文化环境、特定审美心理的文化产物，而且文化环境与审美心理又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文化演进规律；如果我们认可任何一种笔墨样式在其生成之初都将遭遇习惯审美方式的不解，且都有一个探索、调整、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一文化递进模式；如果我们认可绘画不是远离现世的把玩之物，而是直面当代、追求真理的精神砺炼。那么，一切有关对当代水墨画创作的质疑都将涣然冰释了。

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清初石涛上人“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箴言。所以，张江舟的都市人物所表达的都市人的情感、人物关系不仅具有中国韵味，中国画的本体精神亦表现在笔墨上。张江舟曾在一篇名为《自画自说经验笔墨》的创作随笔中，中肯地谈到了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其美学观念：

2000年以来的“都市人物”系列和“边地人物”系列，均是我在创作中追求语言与题旨统一的具体实践。当文人画笔墨在传达当代感受已略显尴尬之时，对传统笔墨适当的调整当然还包括对文人画之外的其它绘画传统的学习以及西方绘画优秀资源的部分借取和利用，就成为我近年来创作实践中整合笔墨结构、开发笔墨表现性功能的基本途径。

我在“都市人物系列中，努力强化一种类似传统“没骨”的笔墨方式，作画时即笔即墨、浑然成像。墨色的分布呈非中心状，并有意减少墨色的色阶变化，使画面在灰色调中形成类似音乐的“中音”混响。还有画面中人物组合的非现实感，游移模糊、无法凝视的人物形象和由此所幻化出的试欲接近却终觉更远的彼岸境界，暗喻着一个深居都市的画家对当代都市人生存状态的破解和个人化的价值判断。同样，在“边地人物”系列中，我极力强化传统笔墨晶莹雅韵的审美特质，大处对比中求柔和,小处变化中求精微。通过在同一色面中强调用墨的干湿变化和用笔的点、线结合，增强笔墨的通透感。通过墨色的微妙变化和增加笔墨中的水分量，追求画面恬静、虚和的审美形态,目的在于表达我对边远山乡清纯、圣洁、真挚人文情感的渴望。

诚如上述，张江舟通过大量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在其修养的不断积累中获得了“悟性”，凭着自己的智慧创出了自己的成熟风格，以清新冲和的气息传达出特定的生命意义和人文情怀。

新近，张江舟沉醉于大画的创作，不落俗套，善于利用丰富的人物组合来营构宏大的场面，先后完成了《月光赋》（2011）、《天地词》（2011）、《天堂鸟》（2012）、《花忆》（2012）、《清月》（2012）、《彼岸风》（2012）、《极地光》（2012）、《风语》（2012）、《花逝》（2012）、《记忆风》（2012）、《浮云》（2012）、《忘忧》（2012）、《晚钟》（2012）、《流萤谷》（2012）、《白光》（2012）、《云水谣》（2012）、《轻幔》（2012）、《天舞》（2012）等，皆随机画出，人物形象之间形成了多维的叠加形态，充溢着一种紧张、冲突的视觉效应。这里，既有比较扎实的造型基础，又有生动的线描表现，而且水墨的表现动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挥洒自如，无拘无束，用墨、用色、用水皆十分独到，尤其用水甚为讲究，画面清新灵动而迷离，呈现出一种意识流的思想倾向和浪漫主义风格特征。就思想观念层面而言，这一些列的都市人物作品，完全是对当下都市文明生存状态的一种艺术化反思或解读，真实再现了处于市场经济时代的都市人迷茫、困惑的心理企求。因此，张江舟的绘画创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文明和当下文化的真实呈现，具有深沉的文化意义。

更有必要提及的是，张江舟在潜心创作之际，还关心绘画理论，曾写了十余万字的研究札记和创作随笔，还著有《思与境偕》，以广阔的视野、严谨的思辨勾画出当代中国画的创作现状与未来思考。细心品读，我们即能感受到他深刻的思辨理性和独立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