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董其昌(1555-1636)云∶“晋人书取韵”(《容台别集》)、赵宦光(1559-1625)云∶“不学晋字无韵”(《寒山帚谈》)、清梁巘云∶“晋尚韵”、又云“晋书神韵萧洒，而流弊则轻散”(《评书帖》)、王澍(1668-1743)云∶“晋人书取韵”(《翰墨指南》)、周星莲云∶“晋人取韵”(《临池管见》)。

　　想董其昌主“尚韵”之说，大概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的，估计是受了黄庭坚(1045-1105)的影响。因为山谷是首先把以“韵”评晋人的概念带进书法中去的∶“观晋人间论事，皆语少而意密……论人物要是韵胜最为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彷佛。”(《豫章黄先生文集》)。观与董其昌同时的赵宦光亦持类似观点，则多少反映了晚明文人对晋书的某种共通理解。至于后世学者书家皆相继附和鼓吹，可见此说确为后人普遍接受。

　　然而魏晋名士所“尚”的“韵”究竟何指?人们似乎仅满足于“意会”式的理解，很少有具体的分析。笔者以为，韵即蕴也,就是蕴籍。在语言文字、言行举止以及感情的表达上，要扬抑适度，把握分寸，有十分只露七八分，讲求恰到好处，不可一泄靡遗,若覆水难收，说白了就是要留有余地,即所谓过犹不及者。很显然，这是一种意境，而且完全可以在书法艺术中得以反映与表现，故黄山谷以将人“韵”与书“韵”结合起来也是很自然的。黄所谓晋人的“韵”体现在“语少而意密”，这指的是一种蕴籍效果，也是魏晋名士清谈语境中的趣向所在(其例多见《世说》,兹不详举)，而观晋人书法，确也能令人感受到蕴籍意境的存在。

　　如果“韵”可以蕴籍来做解释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晋人能有此种境界呢?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从多方面作综合考察，比如可从士族社会的特殊构造、魏晋历史文化背景等角度及其文学、哲学、思想和宗教等多层面来阐释。笔者以为，至少仅就书法层面看，其精神因素的影响固然重，但其物质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清王澍论云:“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论书賸语》) 所谓“内敛”是要求作字含蓄，在字形、笔法和力度的表现上应作适度收敛，不宜过分夸张，此与“尚意”境界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要问，为何晋人写字一般多内敛鲜外拓?比如最能体现个性张扬的草书，在晋人书札中却是那样的拘谨有序，给人以拓不开的感觉。以王羲之《十七帖》为代表的晋人法帖草书如此，西域所出晋人残纸中的草迹亦复如是。姜夔云:“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连属。若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反为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其相连处特是引带。”(《续书谱》)王澍论右军草书云:“虽凤翥龙翔，实则左规右矩，未有连绵不断者。至(张)癫、(怀)素始专此法，魏晋时未之有也。”(《淳化秘阁法帖考正》)也就是说，无连绵不断之状的独草，正体现了晋人“作草如作真”的高明之处，这也是晋人书法高于后人的境界所在。然而问题是，晋人并非人人都是王羲之，肯定有性格不那么内敛而喜欢外拓的书家，但在晋书中却见不到类似唐人癫、素的连绵草。这一现象是否与书写材料的变化有所关联呢?笔者颇愿作此想。

　　盖人之书写习惯必随书写材料之变化而变化，魏晋南北朝正是简牍书写走向纸张书写的过渡期。一般来说，简牍书因受材料狭长形制的限制，行间的有限宽度自然会影响和制约书写者的运笔动作。在不能提供足够宽度的行间中运笔书写，当然无法大胆地左右开弓、纵横连绵，而当人们一旦可在自由自在、任意挥洒而不受空间限制的纸张上书写时，将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一种空前的开放与自由所产生的快感，会给书家的书写心理及其书写效果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简牍向纸张过渡时期的书写问题，是书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能让研究者产生无限遐想的一个有趣话题。

　　总之，唐以前书之所以“尚韵”，之所以风骨“内敛”，其原因或者多种多样，但由简牍书写习惯所残留下来的痕迹，也许是致因之一也未可知。

作者：祁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