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印，如何去“读”?寓真先生的体会是：“一要懂得，二要爱好。要懂得一点艺术，要有审美眼光，要有鉴赏能力，不一定要十分懂得，眼光和能力有五六分也就足够了，遇到难题再学习、再研究、再提高。爱好则必须要有十分，只有十分的爱好，才能有良好的收获。”寓真先生《读印随笔》中介绍的每一方印章，不仅有印文、释文，还附鉴赏随笔。或是治印之人生平，或是印文典故。每逢介绍人物典故，必表明来源。如读“鸣銮”印，释“耐青”文，从小说《孽海花》谈到友人告知冒刻实情，古典与今典结合，丝丝入扣，读来令人浮想联翩，会心一笑。

　　从事古籍研究，即使不专门做印章收藏和研究，也总是碰到与形形色色钤印打交道的机会。方寸印章天地宽，古籍版本流布的种种信息，蕴藏其中。古代文人墨客、藏书大家都曾怀着郑重、虔诚心情，将印章钤印在自己的作品或是藏品之上，以表自己创作或“曾为经我眼”。小小一方印章，旧时是“取信于人”的物件，如今则为考据的重要证据。常言道：“书比人寿。”先贤著作，流传至今，几经流转，承载岁月。打开一本古籍，钤印满页，仔细排开，细致品味，甚至可考出此书来龙去脉，所谓“流传有绪”便是如此。然而能真正从印中抓住头绪根本，一点点抽丝剥茧，得知其中真相之人却不多见。

　　《读印随笔》中提及一枚友人赠予的旧印，印文为：“清源王之图书。”印文并不特殊，初看大多数人便都望文生义，将此章当作过去清源县一王姓人家的藏书之章而已，寓真先生友人也不例外。而寓真先生却对“清源王”三字产生疑问：“如果说它是清源县王姓人家藏书印鉴的话，那么，即使不写明其名、其字、其号，至少也该称‘清源王氏’。”清源王到底何人?先生翻阅史料、细致考证后，断定清源王为朱元璋的玄孙——朱幼序，其封地为潞州，即今天的山西长治。现存古籍中，偶尔还能见到“清源王之图书”，若真以清源王家之收藏而论，恐怕永远无法搞清楚这些书的前世今生了。考据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陈巨来先生早年学习篆刻时，曾多次登门请篆刻名家吴昌硕先生指点。昌老曾这样讲：“你刻的印，道路走得对。初学极应该专攻汉印工正一派，我早年也是从工稳浙派入手的，后来才敢自行改样子，现在外面的少年一开始即摹仿我的一路，不从根本着手，完全变成了牛鬼蛇神。巨翁，你千万不要学我。”又道：“刻印与写字写画不同，是等于唱花旦。你不可误会，我这是比喻，刻印要靠目力腕力，卖一个年轻，老了就退化了，55岁之后，是一个关，我过了这关，即日渐退步，65岁以后，大部分为徐星洲等代笔了。现在我书画上所钤诸印，都已为儿子学生等加深摹刻的了。”治印之学，博大精深，想成一代名家，必先树根本，再做变化。世间万物莫不如是。寓真先生书中提到一枚章“玉堂清秘”，原无边款，被书法家、篆刻家王褆发现，他鉴定此为吴熙载的作品。王褆在此印侧边刻下了这样的款识：“此印篆法刀法，审为非让翁不办，戊寅七夕，王褆拜识。”通常，印章收藏者注重款识，没有边款的几乎无人问津。而王褆先生能从此类印章中发现精品，不得不佩服其艺术鉴赏力。想要拥有这样的鉴赏力，没有经过长时间对作品的研究，不熟悉其艺术特征面貌是无法做到的，这就是所谓根本。我想，寓真先生本人的收藏也因注重这样的根本而有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趣味：如好的篆刻、精美的文字，而非一味追求名家，这样往往更加纯粹。

　　在古籍整理中，校勘校雠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读印随笔》中评价吴骞藏书时说：(他)不只是收藏而已，更可贵的是他对古籍善本的校抄订正、批注题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诗称赞说：“人生不用觅封侯，但读奇书且校雠。却羡江南吴季子，千元高拥拜经楼。”清代有藏书家吴骞，字槎客，号兔床，室名拜经楼，世居浙江海宁。博学好古，醉心于校雠古书。先生所藏之中有一枚其收藏印鉴，印文：吴骞字槎客别号兔床。校勘校雠的工作，几乎就算是“扎在书堆里”的大工程，考验着学者的学识学养，若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若不通晓古今典故，校雠之事，几近艰难，这大概近乎胡适所谓“读书得间”。校雠工作也要求周全考虑、严谨治学，以免带来新的错误。寓真先生身居要津，俗务缠身，不仅有“双悬天镜清如水，两臂民情重似山”的责任情怀，更不忘特殊年代养成的诗人初心，“晓风残月词中泪，流水高山琴上心”，寓真先生以之品印赏石，读史鉴文，识得古书之曲奥回环，让人殊为敬佩。作为我国首批图书情报学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新一代的“古籍接班人”的我，能否在看似枯燥的古籍保护工作中发现乐趣，传承寓真先生一辈学人的学养，《读印随笔》给了我多方面的启示。

来源：华夏收藏网-藏趣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