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星宽，蒙古名，乌兰扎布，1952年出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员，湖北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现执教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受聘于国内外8所重点院校客座教授。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央文史馆、北京国际艺苑、台北美术馆、香港艺术中心等权威美术馆、大专院校和画廊展出及收藏，多幅作品被国内外权威拍卖机构高价拍卖成交。应邀在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举办画展、访问学者、学术讲座和艺术交流，并多次出任国际学术会议贵宾。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和国际性美术作品重要展览并获奖。曾在《美术》、《美术观察》、《美术大观》、《装饰》、《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及中央电视台等多种权威报刊媒体发表和专题评介。主持国家艺术类重大项目，艺术与设计美学理论教程，授予国家精品课程。所研究创作成就被国家民委、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民族优秀艺术家”。出版有《武星宽水墨重彩作品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集》、《中国当代画家图典》、《设计美学概论》、《蒙魂汗韵—武星宽山水卷》、《蒙魂汗韵—武星宽花卉卷》、《蒙魂汗韵—武星宽设计卷》、《蒙魂汗韵—众说武星宽理论卷》等著作。

　　论武星宽美学思想的人格观

　　武星宽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传统文化根基之上的，由此，在传统文化庞杂的体系中，厘清武氏美学思想中人格观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美学之渊源，是很有趣味的。

　　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云：“西洋画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皆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都参用一二，亦其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诸如此类的现象，必须以文化意识的差异云诠释了。审美活动虽是一个生理感应过程，但文化背景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在此，传统美学观正是解读中国画作品的向导和指南。武星宽美学思想中的人格观形成，也是由此进入堂奥的。

　　一、自我人格的欣赏

　　凡是举中国文人审美意识，或近取诸性，玄览极致;或缘物起情，拟容取心;或清丽委婉、神疏则逸;或孤峭狂傲，放荡不羁……实质上并不是对所谓美的事物的欣赏，而是对自己的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美与德被揉合在一起，因此，以审美为“比德”，视艺术为“心声心画”，所以中国传统的审美取向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中的审美意识。在这一点上，荀子的“比德”说，杨雄的“心声心画”说和萧子显的“文章”论都表现了共同的观点。

　　中国传经文化是围绕人伦而发展的。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亦即人格问题是首先被关注的，评诗、论画、品文莫不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儒、道两家的分歧，其实质也是人格理想的分岐。伦理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由此而展开，政治是伦理政治，哲学是伦理哲学，美学也当然是伦理型美学，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文化的模式。

　　生活与艺术，理想与情操始终是生活在伦理型文化中人们关注的东西，古代文化人以为：人格的高尚与完善是至高无上的，是人的本质，人生的意义。目之所见，无不可与自己的性情相通，他们认为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理想的人格就是最高形式的美，最高的美感就是对这种人格的体验。

　　二、人格向物的转化

　　作为审美活动与文艺创作的出发点，“比德”与“心声心画“是对审美与文艺性质的规定，对审美活动和文艺创作的具体过程而言，中国传统美学所讨论的主要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所谓“意”与“象”，“情”与“景”本质上都是这个问题。其基本的观点，就是强调心与物的浑融统一。古人们有一系列的说法：“意象透莹”、“意境融彻”、“情景妙合”等皆为此意。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万物一体”伦理——哲学意识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武氏绘画的“传神论”和文艺评论中所强调的“神韵”均为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王士祯评《白莲诗》、刘延世论画墨竹和曾无疑谈画草虫，皆反映出中国传统审美中的这一特点，即物即心，即心即物，心与物涯际不分，浑然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魁力之所在。

　　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中，有关“心物关系”的论述十分成熟，如廖燕的：“借彼物理，抒我心胸”;黄宗羲：“诗人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和王夫之：“情皆可景，景总含情”，都是心与物自然相统一的言论和观点。物在此是人生命和心灵的载体，它不是异己的，它被赋予了人性。

　　中国传统美学观中的“万物一体”观念，实为“物我一体”。这也是中国古代伦理、哲学意识中最理想化的精神之一。作为伦理意识，就是“民胞物与”的“万物一体之仁”。作为哲学意识，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统一性。作为画家、设计家和教育家，武星宽始终坚定把握如何做人，如何作画与如何为师的统一。在更高层面上去看，武氏人格观是建立在人性之善基础之上，以人道、人生、人性和人格为本，强调仁心与天地事物一体和人的文化陶冶相和谐。讲述天地人“三才”统一，以道德理性和感性慧心，人文境界为依托，内外兼修。在艺术创作中，弘扬了人文精神所标举的艺术内涵。即所谓“穷观极照，心与物冥”的审美体验，也是技进乎道，以形媚道，以艺写意的审美人格之完善。

　　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王夫之在其《庄子解·则阳》中释为“以知人知物知天，以知天知物知人。”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把人与物视为宇宙生命的统一体现，这一观念正是中国传统美学观中“情景妙合”的理论基础，由此而产生出中西哲学、美学和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在“比德”的“心物美照”中，武星宽绘画，“意在笔尖，笔随意发”。武君画牡丹，善于用意，而法存乎其中。笔法之重，画家多知之，然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者居多。

　　笔法是画家必须深研的课题，知笔法者方能知中国画之法理。观武氏牡丹，有宋人风骨，曰“千笔万笔，天笔不简”。记得黄宾虹曾说：“笔法，得其法必须其古，临摹、取舍、记录、移弊”。审视武君近年的重彩水墨，凝聚灵魂、铺陈情感、捕捉真实、颂扬人性，得到了一致认同。

　　三、人格的回归

　　清人刘熙云：“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以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艺概·书概》)在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中，自然是一切艺术与美的归宿，自然是人工创造的艺术与美的最高楷模与典范，也是人工创造的艺术与美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犹造化自然之声”，是中国古代对人工创造的美的最高要求，也是中国古代的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

　　这种美学思想在武星宽景观设计艺术中有着十分经典的表现。在考察及欧洲古典与中国的古典园林之后，武星宽认为中国园林与西洋人所熟悉的西方园林之强烈反差使他们大为震惊，“中国的园林与欧洲的大异其趣”，“他们宁愿去表现大自然的创造力”，而“把他们所使用的艺术隐藏起来”，“在他们的花园里，人工的山丘形成复杂的地型，许多小径在里面穿来穿去”，“有一些在平地和涧谷里通过，有一些越过桥梁，由荒石蹬道攀跻山巅。湖里点缀着小岛，上面造着小小的庵庙，用船只或桥梁通过去”。总之“中国的花园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而“我们追求以艺术排斥自然、铲平山岳、平涸湖泊、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一条，花许多钱去建喷泉，把树木、花卉种得成行成列。我们不是去适应自然，而是喜欢脱离自然越远越好，我们把树冠修成球型、锥型和方型，在每一颗树，每一丛灌木上都留下剪刀的痕迹”。

　　他认为人格的回归，其实质是“朴”与“真”，“朴”是回到“自然”去，即所谓返朴归真。“朴”与“真”有两层涵义，一为本体的意义，即自然的本质或人的本质;二是形象的意义，即形象的辩证观点。前者是“大直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后者为返性归真的问题，后来的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中国艺术，包括园林，正是从美的主观因素出发，玩味于主观并体现于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美学辩证法之中的。

　　武星宽空间设计的美学思想，是将中西美学思想的差异性与设计手法上的同一性，进行有机的整合，近十余年，他的景观设计作品遍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格的回归”则是武氏设计思想的精髓。

　　四、人格的社会化

　　两汉以降，中国上层文化精英们成功地将原本属于人格自省、自我欣赏的审美取向扭转了方向，使之为社会伦理和教化服务。笔者认为，武氏美学思想中的人格观，深受儒之“中庸”之道的“阳尊阴卑”、“五德始终”影响。某种程度上看，与董仲舒的正统人格观不谋而合。

　　武星宽从教三十余年来，虽然接受了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历史观，但还是吸收了汉代的一些黄老学说，除去艺术教育的需要，接过《大学》《中庸》《教经》的衣钵，把黄老的阴阳五行概念全部改造成为永恒不变的道德范畴，即所谓“阳尊阴卑”， “五德始终”，把黄老自然之道从属于儒家意志的“仁”，这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美学领域中之“正统观念”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首先，他从孟子观念中继承了“率性之谓仁”的思想，认为“美”之源应归之于“性”，所以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王道通三》)。“仁者，人也”，“天人”是合一的。所以说，美是一种性的本然。武氏推崇董仲舒，在这里将美系统地赋予了等级与阶层等社会性色彩。即以下“三胜”，一为“圣人之性”，是天生之美;二为“中人之性”，即通过教化，施之以“仁”，也是可以美的;三为“斗筲之性”，只有在施以“刑”之后，才能使之“敬”、“孝”才能使之“近于美”，董氏在此揉合了荀子人生本恶的思想。

　　董仲舒的“三性”观正是儒家思想中“性善情恶”观念的体现。“圣人之性”是自然之性，近于“天”性，集至高、至善、至美于一体;“中人之性”近于“仁”，是人与人之间最通常的关系，有性亦有情，属于社会的性，具有普通性。而“半筲之性”是从属于动物的性，只有动物般的“情欲”，必须要经过严格的“驯化”，从圣人之性中获得老化之后，才可能具有“善”性。

　　武星宽推崇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正是对“写性”的“以物观物”、“物我相忘”意境的最佳提炼。一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的画面油然而生。而其“有我之境”，又如“写情”的“以我观物”，同样具有画面意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诗情画意跃然而出。

　　武氏美学观中美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其创作上得到了统一，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使人“欢气发之于内”的内心世界中得以交融。他的审美取向和理想“儒、道、释”相互交融，以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趋势出现，这种统一与交融最终成为了其美学思想中独具特色的特征之一而深深地影响他的艺术。

　　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张昕

来源：中国经济网书画频道-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