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帕米尔的阳光

      行走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城的小路上，富含紫外线的阳光照着我的眼睛，眼前不时出现身穿艳丽服装的塔吉克妇女，披着红的、紫的、黄的、蓝的各色头巾，鲜亮的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像高原的蓝天般纯净。塔吉克族是白种人，但身处高原的塔吉克人有着经过紫外线洗礼的紫灰泛红的肤色。他们生活简单、淳朴，性格敦厚、善良，崇尚美德，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自豪。

    从第一次踏上帕米尔高原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里，塔吉克人美丽的脸庞和高原上茂盛的植物成为我笔下不厌其烦的表现对象。多年来，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流连于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和湿地，勾画着塔吉克人含蓄深沉、优雅质朴的高原性格，将他们从歌舞欢腾的模式中剥离出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塔吉克人的形象。

    用中国画的方式描绘塔吉克人，是用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寻找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契合、相交汇的可能性。浓郁的民族风貌经过毛笔勾勒下的线条、色彩和构图的布陈得以在宣纸上展现。

     流动·线的游戏

   “传统”是流动的永恒，像一个母体，孕育着一个新生的未来。

对于传统的线条，我情有独钟。线条能够客观表达物象的造型。客观存在的物体有着自身的重量和体积，我们所看到的物象在自然界光影的变化中产生了外形轮廓和结构变化。当我们用西画的眼光去观察时，我们看到的是大小不同的面的转折、过渡、虚实变化，这是一个真实、可触摸的过程。而在中国画的观察方式中，线条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物象的外形，是形与形相互穿插的结构，是物体内在构成的外部表现，同时清晰地表达着每一个转折和消失，展示着它超凡的塑造能力。

每当进行一幅作品的构思时，我的脑海中总是布满了线条。线条成为我心中美丽的情节和道具。勾勒的线条是显性的，醒目坚韧，对比愈强烈就愈有强大侵入的力量；没骨的线条是隐性的、柔和的，微弱不落痕迹的边缘轮廓，浸渗着细节内容，直接切入纸面的物象范围，无处不对比着线条的存在。

线条是有生命的、活跃的，随着它们的游走、穿越与对话，构图逐渐完整和深入，形象被塑造和确定，作品的意味慢慢地弥散在画面的各个角落。

当铅笔松散地划过稿纸，一组关于头巾的线条被编织起来。一片袖口的结构，一枚配饰圆形的凸起，线条不断地生发而出，构成塔吉克妇女的脸庞和衣裙，编织着她们平凡、淳朴而幸福的美丽生活。线条或繁复、或简洁，流动而又整体。其实，一幅作品的草稿大部分精力用于线条的表现，线条勾勒出结构，表达着运动，线条的起止点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人物肌肉的穿插关系和运动趋势。一组组线条之间相互呼应又相互矛盾，相互衬托又相互对比，在线条组合的冲突中达到和谐。

每当这个时刻，我都感到线条是如此迷人，如此称心如意。

线条的形式感对于一幅作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结合着作品的意蕴和表达方式，体现出作者的审美趣味，最大程度地完善着作品本身。是的，和谐、统一、自然的线条是工笔人物画的美景所在，耐人寻味。

 这是关于线条的游戏，令我着迷。

  内省·我的痕迹

绘画作品是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物象相结合的产物。作品能够表达现实世界的真实造型，亦能透过表象传达人内心的感受。中国画的观察方式注重画家的主观表达。一个物体的形象是客观的，而对于它的表达却可以相对主观。比如在人物的塑造中，第一感受是很重要的。有关人物的一切都是等待画家去发掘的原始素材，有了这些参照，画家可以自由地进行发挥和创造，去打散、梳理、调整、组合，画面的元素成为手中的棋子，任由自己排兵布阵，驰骋疆场。经过主观处理的人物形象、衣饰、动作、背景、色彩无不体现着画家的审美诉求、主观情感、内心体验和自我认识。“有意味的形式”主宰着作品，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同时也体现出自我的痕迹。

写生，是寻找的过程。仔细体验和感受，形象的某一个细微的转折，眼中闪过的情绪，嘴角微弱的表情，想从中发现更多的不同，将之定格储存，以备创作时随时提取。有时候，构思的突破点可能就来自于瞬间的感觉。写生，也是积累的重要一步。现场感包括对当时气氛的体验，写生过程中所思所想和写生作品的生动感受。在整理写生作品时，往往会陷入对过程的回忆。回忆不是单纯的回想，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当时情境的再次捕捉。

    塔吉克族女性的母性光芒、孩子的纯真质朴以及忧郁的眼神、青春的腼腆、高原的歌声、优雅的舞姿都是我描绘的主体。尽管她们的生活还很艰辛，终日劳作，赡养老人，哺育孩子，但她们使困顿的家庭变得充满温情。所以，我想表现她们美丽的人生。

 鹰是塔吉克族先民的图腾，塔吉克人自称鹰的传人。在他们的观念中，鹰是勇敢、正义、忠贞、纯洁的象征。因此，在我的画面中，鹰成为一个可识别的符号，有的是在背景中模糊的衬托，有的是在前景里滑翔的姿态，还有低空掠过的苍凉的影子，在记忆的峰峦上徘徊。鹰的形象起着平衡画面张力的作用，同时为画面注入高原时空相隔的距离感和历史感。

作者：褚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