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华（以下简称张）：你是学院培养出来画家，写生课是你的必修课，请你谈谈中国画的写生？
杨珺（以下简称杨）：写生课，我总要早早去学院画室。我希望自己能感受到模特在摆动作前的那股子鲜活劲，一旦姿势固定好，对象提供的往往只是形体的参考，我不喜欢画僵硬的、没有生气的模特。
我喜欢与模特交流，是以一种平等的朋友方式，这样显得亲切而又随意，很容易拉近我与模特的距离，我也不喜欢教室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空间。既成了朋友，模特们也很乐意告诉我关于他们的经历。带着被感染的情绪进入绘画状态是件很美妙的事。有一位刚从职高毕业的北京本地女孩，她告诉我，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她第一天当模特，她摆动作很认真，生怕我不满意，往往休息时间还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当我问她的愿望时，她告诉我，她特别想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一个mp3。小小的愿望成了她工作的动力。一个很平常的信息，但改变了我对现代小青年的看法。现代青少年在我的印象中是消费的一代，不懂得劳动与创造。但小姑娘纯朴的几句平实言语，却触动了我。在画她时，我没有思考用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式，或者用一种不同的造型方法。完成画她的两张写生都很好。那时对模特的感受，转化成一种对生活的新的认识与体验，。观察这个小姑娘也由看到一个形象个体联想到时代和群象中的整体，感受与造型互为影响。我忽然发现，写生应该是写生命体，而不是描摹抄写对象。
张：那么我可以这样理解，绘画源于生活，什么样的生活认识决定了什么样的绘画。
杨：对！但画画与生活往往又需要一种距离，距离不能太远，太远则容易失真，没有依据，距离也不能太近，太近则失去了精神，没有了生气。其实留心生活的人都有这样一个经验：树的倒影比树的本象更美、人们更喜欢水中的月亮等等。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很耐人寻味。平常的景物如果盖上一层层霜雪，村头巷尾如果升起缕缕暮靄晨烟，此时的世界会发生改变，会调动人的一种情绪，会使人产生许多遐想，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诗情画意。还是这个平常的现景世界，但审美的因素却被调动出来了，朦胧间产生了幻觉，产生了美，现实生活的繁琐与困顿往往把我们的感觉扰没了，视觉越来越清晰了，世界也有近距离变成了零距离，但心灵对美的感触却变成了焦虑与浮躁。前些天我读了林语堂写的中国人的性情与中国人的艺术，我觉得观点太对了。中国人本应是闲适性情，适合作闲适的艺术，“无所为而为”……因此，有感而发，则可以平衡好这种距离，调动自己的情绪与状态，在形象之外也能获得一点心灵的触动。

张：那请你谈谈你的人物画创作？
杨：关于人物画创作，应该说从我考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读研究生之前，除了参加全国十届美展和第二届中国画大展等几个重要展览之外，还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创作上。因为我总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束缚着我，很多想法得不到释放，想表达的东西到不了位，我一直为此而苦恼。读研后，一个学年的临摹与写生，我明显感觉到造型的意识增强了，笔墨的表现力也增强了，创作的欲望也增强了。寄希望于明年，希望产生一些能让我自己兴奋的作品。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为什么找不到创作的冲动。就能力与技法而言，我是可以完成一幅大创作的，但以前完成的作品并没有感动自己。
张：你认为作品一定要感动人吗？
杨：对！一幅连画家本人都感动不了的作品肯定是失败的。全国十届美展等一系列大展我虽然入选，但我不觉得这是对我的肯定，相反，这种宽容令我汗颜。慢慢我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在我先前的创作中，人情与物理没有融为一体，没有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境。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诗文佳句，诗人有时候是站在被叙述者的角度来创作的。因此，诗人会“设身处地”、“体物入微”。比如唐代的王昌龄肯定是变成了汉代班婕妤，感受到“闺中少妇”的幽怨，领略到了这种凄苦的生命境界，于是便得《闺怨》佳句。“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到翠楼，怨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同时，我很向往哲学家的境界，可以用一句话便把人生的某个问题讲得很清楚，讲生动了，人的生存状态就浓缩在一句话中。刚才我谈到了创作中的一个“情”字，现在这个便是一个“理”字，所谓情理之中。与先前相比，我现在在创作方面，处理的手法与想法多了一些，在对型的要求与把控能力上，我也自信了许多，这使我在画面上找到更大的自由度。
张：你的研究生导师田黎明先生，在哪些方面会对你有具体的指导？
杨：田老师不单纯是对画面作具体指导与要求，更多的是强调对中国画中“品”与“格”的认识。田老师是位学者型的艺术家，学养渊博。他对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令人肃然起敬，自身的人格与画品所呈现的魅力，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言的激励。毫不夸张地说，田老师就是我艺海远航的灯塔，我因此不会迷失方向。田老师很注重培养我们修炼画外功，他特别强调在创作过程中的独立思考，而不仅是只把要求放在一张画的画面效果上。这点与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恰好是个鲜明的对比，也把我从心浮气躁的边缘拽了回来，由此，我也能静下心来看书读画，思考关于生命的意义。

张：看来田老师对你的影响不仅仅只是你在绘画，而是整个的你，你的艺术态度以及你的生活状态
杨：太对了。开始我就谈到这个现实的世界太清晰了，人与人、人与物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也认识不了自己。大家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大道理谁都懂，但现实的客观存在会使大多数人迷失方向。田老师通过给我们评画，深入浅出，旁涉古今，往往能使我们的眼界得以开阔、心灵得以净化。这种发自内心的景仰与感激之情真不是几句话能表达出来的。
张：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很难得你如此清醒，那么请你谈谈如何理解当代的艺术创作
杨：现在大多数人都急于找到一种样式，或者一个题材，急于把自己推出来，于是浮躁的东西出现了。我个人认为，把当代人的思考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用笔墨作为一种体验的方式来感受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同时，我欣赏“带着镣铐跳舞”这么一句话。球场上就得在有规则的前提下竞技，如果失去规则，也就失去了这个游戏行为的意义。绘画上，指的也就是艺术规律，艺术规律即是这个概念中的规则。艺术家的情感力度合符艺术规律的作品，方能彰显作品的魅力。
张：有时束缚不是一件坏事。
杨：那当然。当前的社会可以说是多元化，同时也可以说是浮躁不安，紊乱无序的，成功与失败并存。存在于其中的种种现象，你可以理解成正面的多元，也可以理解成负面的多元。这种无序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它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在生活、在绘画中，我感觉到束缚，但我相信“束缚”是必然而且必需的存在，创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喜欢挑战自己。去年《04年中国画艺术年鉴》对我的采访中，我就曾说过我崇尚经典艺术。什么是“经典”？在我看来就是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经得起推敲的、有文化积淀的艺术作品。身处于现实，会有很多让我分心的东西，有时也会很诱惑我，但我最后还是坚持我这个信念。
张：其实坚持自己的信念太难了！你刚从欧洲回来，能谈谈你的欧洲之行吗？
杨：这个暑假游历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感受非常多。看到了许多久负盛名的绘画原作，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见闻。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戏称：巴黎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而柏林则是个丰姿卓约的少女。对于外国人的感受是真实的，但我还是认为最美丽城市是巴黎，在这里我得到的启示也最多。柏林这个城市很年轻，街头四壁满是年轻人留下的涂鸦作品，无拘无束，即使在相当于北京王府井这样的墙侧，也是满目涂鸦。涂鸦人与涂鸦作品充满着反叛精神，他们无视权威、挑战一切。而巴黎真不一样，温文尔雅。如果把柏林看作是一个情窦初开、热情奔放的少女，那巴黎则是一个具有极其空旷的母性包容空间。她既有楚楚动人的少女情怀，也有韵味十足的少妇风姿。在美丽迷人的意大利威尼斯，我看到了威尼斯双年展和弗洛伊德从艺六十周年大型回顾展，历历在目，至今不忘。
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现代水墨画语言研究。现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兼容是不可回避的，与其争长论短，不如拿来为我所用。蒋兆和先生的人物画就是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虽然采用西方素描中的光影与中国画的线条大胆结合，走的是中国画的改良之路，但表现当时那种艰难岁月与人的生存状态，是极为准确的，这种形式能恰如其分地与当时的时代相结合，因此给人以很大的震撼，《流民图》是时代的力作，是经典。我们可以推断，如果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还是照搬古代十八描，那么画面的张力可想而知。《流民图》的震撼力与成功有恰恰在于，画面的精神主旨是依托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用笔墨的方法来表现中国人，这只是中国画的形式内容，我们的着重点还得放在中国文化精神上。像《流民图》中那些颠沛流离的落荒者群像，没有苦难的实景描写，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饥寒交迫的战争场面，这种“虚”的处置有点象京剧的舞台表演形式，给人一种虚中存实、实中纳虚的辩证思维空间。一幅经典作品的启示，往往强于牵强的说教。我们回到中西结合的问题上，在我看来，西方的形式和方法是我们要借鉴的，但中国画的格调与气质则应该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精神追求之上。
张：看来你是一个相当执着的人，也祝愿你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一帆风顺！
杨：谢谢！

作者：艺术家自助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