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皆知，中國畫基本功之苦練，其內容不離三法：一乃上法古人，臨摹傳統。二則外師造化，摹寫自然。三係中得心源，展現自我。中國歷代花鳥畫家，經過長時間之探討，積累豐富的技法，博大精深之傳統文化。其為前賢智慧結晶，雄厚之遺產，若是棄之，甚為可惜!若獨自沉湎於古人之技法，以其為上，自我陶醉，亦食古不化也。由於程式化之技術使後世學者以為花鳥畫有捷徑可循無須物象之觀察描寫，而直接從前人「畫技」著手，久而久之，使花鳥畫千篇一律，而失去自身的創作價值。故附從古人，喪失應有之率真性情。陳舊之藝術語言，若無從新思考，必陷於公式化般之陳腔老調，此非學習和繼承文化遺產之正確態度。又如何方能拋棄陳舊及公式化?其法應從生活中體悟，並以造化為師矣!自然界本身，係豐富多采而變幻莫測，如情景、造型、構圖等，非爾等苦思而能得其精妙。因此，外師造化，必益助學習者克服公式化困境。換言之，寫生彌補了傅統臨摹上之不足，不僅以古人為師，「造化」更是無言之師。

　　臨摹為學習手段，而非創作目的。寫生亦非創作終極，而是創作過程中，不可缺乏的養料。若一味以摹寫自然為中心，必造成吾人思想和風格之閉塞。故中得心源，以心為師，主觀的語言，更甚於客觀世界，方是花鳥畫發展之出路。然其過程亦是漸進，一如堅冰之凝固，欲使其蒸騰氣體，應有「液化」階段。余靜思之，保守與狂妄之極，皆是令人厭惡。欲如何從認識、繼承、改善，以致創造，將其發揚，需有無比之信心與毅力。今之西方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之衝激，可使我們獲得更開闊之視野和胸襟。然花鳥畫之發展，面對其阻力和困難仍頗大焉，故花鳥畫應何去何從?

　　余認為中西繪畫之思想盡互交流，但其特質必需保存，係無法「同化」。藝術生命有三要：一、時代性;二、民族性;三、自我性。以民族精神和吾人風格反映時代，方能產生崇高的藝術。西方之繪畫技法、式樣，經常花樣翻新，而中國畫則不同，其單純又適於發揮人心之筆墨表現工具，再以適當之色彩為搭配。此(筆墨)不僅指工具本身，當然也包括運筆使墨，其精神和中國獨特文化形式與思想內涵有相通之處。若捨棄筆墨的表現形式，猶如運動場上之比賽，有其規則，若違反此規則必應淘汰出局。同理，工具材料本身，永屬「局限」，但思想內涵，表現手法，卻是廣闊而自由。于局限中求自由，方有真正的自由。於是唯有一定的難度，方能顯出作者藝術性之高度，此乃不變之至理。

　　花鳥畫題材之僵化，最大問題，來自作者缺乏生活，構圖、技法和造型未能出新。而僅陳陳相因之手法，故失其藝術本身之生命力。鄙人主張：「造型即思想」、「筆墨是生命」。這係本人于多年研究花鳥畫創作苦思中，所得之體會。造型乃畫家外在的風格反映，筆墨則內在學養和功力之體現，造型和筆墨的結合，方是完美之發展。我似乎已睹花鳥畫于當前之出路。又因工具、題材局限所產生的桎梏，而喪失信心。使得長久以來，諸多畫家于花鳥畫之表現上，徬徨猶疑，故吾人必需重新思考，覓回信心。

　　有人認為花鳥畫局限性頗大，不足以表現時代性;題材之反覆繁多，缺乏新感受和生命力，此論調初聞之似是而實非!譬如歷代畫家皆曾畫鷹，然八大之鷹和潘天壽之鷹，以及李苦禪之鷹，雖題材一致，卻面目皆異。再如徐渭至金冬心之梅和吳昌碩之梅，直至關山月之梅，是否因題材一致，而感受相同乎?答案否也!以上例子，不勝枚舉，如同中國文字之本身，並無時代性，若經不同思考，一番努力，使文法結構、排列重新組合之後，其卻貼切表現另一時代之思想和感受。如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至現代散文等，皆能體現時代精神。其不因使用相同的漢字，而局限文學之發展。至於花鳥畫之發展，是否繼承傳統，強調寫生;或融入西法，致力於老莊、禪學及民間美術特色之吸收。依我深思，皆是創作之養料，並無不可。然學養和心性修練，更是不可缺乏的一門功課，否則容易形成虛偽矯情，俗不可耐之人品和畫品矣!

　　清代著名詩人趙翼之詩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世界變化頗為複雜，決非簡單化地理解，藝術發展亦無固定的模式，應百花齊放，如此藝術創作方是多姿而多彩 。

　　藝道方長，歷來絕無一蹴而成的「大師」。吾人當以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之精神，創造花鳥畫新天地。先賢云：「高峰無坦途。」唯有最難，方成可貴，不僅是從藝之道，更是人生之道矣!

作者：胡九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