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写就的书籍里，似乎少有一部好好解析玉、细说玉文化的典籍。“你得知道这几乎不可能。”苏大教授、工艺美术杂家袁牧这样回答。

　　《红楼梦》中贾宝玉嘴里含着称为“通灵宝玉”的石头出生;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跶出来;女娲补天用的是五彩石……看来，“石头”的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里极其重要的体系。

　　事实也如此。我们的祖先最早使用石器。在与石头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五彩、透明的玉石，然后将其作为上天赐予的宝藏，制作成礼器，在祭祀中与上天沟通，既通灵又纯净。玉器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早的文化，持续时间最久，内容也最为丰富，迄今至少有八千年的历史，而且未曾间断。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的确很难被勾勒、书写。

　　人们把最智慧、最棒的技艺用在了石头上。在苏州，琢玉以外能体现中国人对石头之喜爱的最好例证就是园林里的假山石。当然，还有对玉石的精雕细琢。

　　“昆吾刀”陆子冈

　　苏州工匠擅长琢玉、治玉，且历史悠久。

　　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里提到，唐、五代时期，苏州就有琢玉的工场和名艺人。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为了赵宋天下长治久安，治国方针是重文抑武。内廷设立了玉作所，专门制造玉器。北宋后期，社会相对安定，物阜民丰，富裕使很多士大夫有了闲暇时间。有时间，又有钱，精力过盛，闲来生事，大家开始追求收藏文化。这一切都为苏州琢玉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宋室南渡后，江南经济进一步繁荣，琢玉业兴旺。

　　到了明代，政府的北方军事压力很大，对西域疆土的控制力很弱，最好的西域玉料来源不是很通畅。所以“工”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全国有四个制玉中心，北京、南京、苏州、扬州。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良匠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讲得明白，高手被调到京师当差，但制作最精美巧妙的地方，还在苏州。

　　嘉靖万历时期，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玉色，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苏州工匠伪古手段非常高，能仿汉代和宋代的各种古玉，以假乱真，价格也可以卖得很高。

　　高手如林中，还有高高手，明代琢玉江湖中的圣手，当推“昆吾刀”陆子冈。他的“刀刻法”以及各种眼花缭乱的制作工艺，引得朝廷都颇为赏识，务求“招安”，也令江湖后世冒名顶替者连绵不绝。他琢玉水仙，玲珑奇巧，明代《徐文长集》中题水仙诗五首有：“昆吾峰尽终难似，愁煞苏州陆子冈”。他的刻刀得名“昆吾刀”，神乎其神。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里说，吴中绝迹，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王世贞在《觚不觚录》里说，今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驻跸山之治银…….皆比常价再倍。陆子冈在众多着名工匠中，始终被排在第一位。

　　在被认定为陆子冈制的玉器中，有一件叫“青玉英雄合卺杯“。过去结婚时用，两个杯子能合成一体，一人一杯酒，喝了表示结为夫妻。合卺杯上有两只动物，上面一只鹰，即“英”，代表女性;熊，即“雄”代表男性。此外，故宫博物院里还藏有被认为是他制作的“青玉婴戏纹执壶”、“青玉山水人物纹方盒”。

　　传世的陆子冈款玉器，几乎难以看到。《苏州府志》记载，陆子冈，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太仓州志》也有类似记载：“州人有陆子冈者，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价一枝值五十六金”。文人还记载，陆子冈曾制作仿古玉器。高濂说，近有陆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他认为陆子冈制作的水中丞，上面的兽面纹与青铜器中的尊罍相同，非常高古，是好东西。

　　文不见记者，后世无法流传

　　“昆吾刀”后来不见踪影。它的主人下落何方未有记载。连同他一身绝迹，也未见传人。《太仓州志》里只说，子冈死，技亦不传。

　　陆子冈是琢玉传奇。中国八千年玉器文化，历代名工巧匠无数，也创造出无数精美绝伦的玉器，但他们的姓名与事略，很少见于正史和其他着作中。大多数制作者，由于社会的局限性，隐姓埋名。偶尔发现某名匠的简况，由于世道的变迁，要么只知其人，不知其物;要么发现了器物上的作者姓名，但对其人所知甚少，既无年代，也无文献佐证。“名闻朝野”的陆子冈，是特殊的一个。只可惜，名气大归大，有关他的资料仍然是零散而不系统的，甚至存在错误的可能性。

　　陆子冈能够被人记住，很大程度上源于众多文人对这位玉雕家的记述。

　　“在中国众多的工艺美术项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叫‘文不见记者，后世无法流传’”，袁牧说。工匠大多是文盲，几乎不识几个字，也就没法记载下自己的行为。而当时的文人又不屑于与工匠打交道。仕农工商，相当多的读书人，仕途隐退是做农民，而不是更低的工匠。读书人也不会直接去接触工匠。所幸，陆子冈被记载了下来，依照文字看，其琢玉技艺相当精彩。

　　名震江湖“苏州工”

　　到了清代前半叶，清政府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新疆，玉料价格昂贵，数量也没那么多。宫廷玉作因原料困难，新作很少，主要将美石和宝物等器物收拾见新。皇帝所需要的玉材，要向外地采集。雍正十年，命内大臣海望写信给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和苏州织造郎中海保，“将好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清宫玉石材料收藏甚少，不敷使用。乾隆元年，建造如意馆，好手玉匠进内碾制玉器，说明玉材储存情况有所好转。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葛尔回部以后，打开了玉的通道。从那一年起，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京城。

　　乾隆皇帝极爱玉。玉料的充足，及皇帝个人喜好，将这一时期玉器的数量和质量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清初，养心殿设造办处，内设玉作，召集全国最好的能工巧匠专做玉器。此外，乾隆时期的如意馆中也有专门的雕玉工匠。

　　内务府直接管理的织造、盐政、钞关等衙门也都得接受造办处指派的“钦定”玉器活计。

　　苏州、江宁、扬州、杭州都设有玉作坊。苏州最强，称“苏州工”。苏州织造是造办处的玉料、玉工的后备基地;同时又是造办处玉器加工的分支作坊。乾隆提倡做仿制古玉，同时要求照“考古图”的颜色烧造，由造办处玉匠设计画样准制之后，再将玉材、制样一起发往苏州加工。甚至，朝廷干脆向苏州织造派做玉活计，连玉带工全都交由当地包办。

　　民间，各地都有大量走私的玉石需要加工。

　　无论养心殿造办处，还是如意馆;无论是发往苏州织造府的玉器加工，还是盐政、钞关等衙门承办的玉器活，无论是御用官办玉器，还是民间私用玉品，都指向一个群体“苏州工”，指向一个地方“专诸巷”。那里集中了许多能共巧匠，继承了前明的琢玉技巧，实行专业分工、协作配合，技术精益求精。无论招募玉匠，或者来料加工，都能应付得得心应手。

　　乾隆“艺术密友”姚宗仁和他的同仁们

　　清代有件非常重要的玉器，用一块废料做成的《桐荫仕女图》玉摆件。一块整的白玉籽料，中间挖了一个玉碗，剩下一个空壳。工匠觉得可惜，最后设计成一扇半开的院门，两个侍女隔门相望。乾隆看了特别喜欢，题了诗，写了序。序文中写道，“吴工就余材琢成是图”，吴工，就是苏州的工匠。

　　今天，见诸清廷档案的玉匠大多来自苏州，如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韩士良、邹学文、陈宜嘉、王斌、鲍友信、顾觐光、倪秉南、周云章、张家贤、朱彩、金振寰、邹景德、张君先、鲍德文、贾文远、蒋均德、平七、王振伦、庄秀林、姚肇基、王尔玺、朱时云、朱永瑞、朱光佐、朱仁方等等，均系苏州织造选送。档案显示，造办处之所以要调苏州玉工进京，主要是因苏州专诸巷玉工在全国首屈一指，技术精炼，北京刻手草率。乾隆诗中也说，相质制器施琢刻，专诸巷益出妙手。

　　在玉匠中，以能画样、选料者领衔，来自苏州的造办处南匠都志通、姚宗仁等，处于领班地位。他们手艺精绝，有人还擅长鉴定，此外，他们还有任务指导“学手玉匠”学习治玉和提高技术。

　　乾隆六年二月初一日，太监张明交青玉一块，由姚宗仁画样。十六日，姚宗仁画得凫罇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做。三月初一日，如意馆持出青玉一块，弘历谕交织造图拉办做。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织造图拉送到青玉凫罇一件，呈进讫。这件凫罇从设计到完成用了六年零九个月。

　　姚宗仁是雍正八年进入紫禁城供职的玉工，手艺高超，在乾隆朝的宫殿中受重视。不仅能主持玉器设计，还在玉器鉴定和做旧方面有丰富经验。

　　说有一回，乾隆拿到一个玉杯，吃不准是不是汉代的，招来玉工姚宗仁一起研究。后者一看，立刻告之，那东西是自己的祖上做的，不是汉代的。因为是治玉世家，手艺代代相传，自家手艺一看就明了。乾隆葵酉御制文中，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也记录了姚宗仁父授“染玉之法”。结尾时，乾隆说，姚宗仁虽是玉工，但自己常向他咨询艺术上的事情，他谈的也合乎道理。可知，乾隆与姚宗仁关系密切。

　　这是历史上另一位被真真切切记录下来的玉雕大家。

来源：99艺术收藏-收藏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