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汤玛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宣布辞职，围绕着他的功过是非，人们众说纷纭。

　　无论他的继任者何时正式上台，对于如何评估下一任新馆长的成就，我想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大都会的董事们应该在馆藏那些生僻却又美妙绝伦的作品前——譬如图中这幅Andrea Schiavone绘制的文艺复兴画作《Marriage of Cupid and Psyche》(丘比特与赛姬联姻)——装上传感器，同样地还有那一尊精美的西藏佛像、一个希腊花瓶、一副非洲面具等，然后通过传感器来计算每天到底有多少人来到这些作品前，停留了多久，又有多少观众不止一次回来，反复观摩这些作品。(脸部识别软件应该会让这事变得很简单，当然FBI也许能提供点技术支持。)

　　作为大都会的下一任馆长，评判TA的唯一方法就是能否吸引观众在博物馆的珍品前逗留更长的时间，并更频繁地返回来欣赏作品。只有这样，赞美才会纷至沓来，否则等来的将会是一纸解聘书。

　　可叹的是，上述标准恰恰与坎贝尔在任期间业绩的衡量标准截然相反，而制定出这些标准的人对哪种标准更合理心知肚明，包括坎贝尔本人。大多数的评论人和专家们在对坎贝尔离任发表意见时，都在大力吹捧坎贝尔为大都会贡献了史无前例的参观人数。他们说，坎贝尔可能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经理人，对钱财方面也不很擅长——但是天呐，他太擅长抓住公众的注意力了。然而问题是，当带来参观数量的是那些根本不该存在的展览，这样的数字究竟是标志着成功还是失败呢?

　　坎贝尔的上一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曾对我说，如果大都会博物馆在乎的仅仅是参观人数，大可以让大门乐队(The Doors)来举办一场演唱会，但这样又怎能推动博物馆的使命以及展现与众不同的文化立场?(他给出这个例子时，大门乐队早已解散长达三十年之久，德·蒙特贝罗在流行文化方面的后知后觉正是他的魅力和成功所在。)

　　事实上，一场大门乐队的演唱会至少还能够撑起摇滚乐艺术杰出代表的美名。反观大都会近些年来为了取悦大众而办的展览，几乎毁掉了其在艺术史或学术界的名誉。其中最糟糕的莫过于那场巴黎珠宝商JAR的展览——其制作的珠宝仅服务于0.01%的社会顶层人士——当然大都会时装学院所举办的几场展览也好不到哪儿去。简单来说，不管2011年那场展览有多么大受欢迎，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在时装史中始终会成为一个不那重要的脚注。同样参观者络绎不绝的还有那场“手工与机器：科技时代的时装"(Manus x Machina: Fashion in an Age of Technology)，展览中巴黎工匠们制作的高级定制既无逻辑可循也没有明显的主题，只是在馆内堆砌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物品——这样的成绩在任何一个体面的策展课程中都会不及格。在市场营销课程中倒有可能得到高分，毕竟市场份额才是那里唯一的真理。(曾几何时，大都会时装学院还是举办过一些值得表扬的展览，比如2014年有关美国设计师/雕塑家查尔斯·詹姆斯(Charles James)的展览。)

　　大都会博物馆对他们所拥有的珍贵收藏是否真的保有信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他们的核心工作应该是想办法让公众和机构同样重视这些财产，只是这样的任务对于双方来说都绝非易事。作为一个工作了25年之久的艺术史学家和评论家，没完没了地观看艺术让我觉得十分累人又有挑战性，但我仍然乐此不疲。如果大都会能够使参观人数减半，但每个人在作品前逗留的时间增加一倍——尤其是对那些人们之前不了解或并不喜欢的作品，那这会被列为博物馆史上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在过去还是一个“卑微"的策展人时，托马斯·坎贝尔就因为做到了上述的成果而闯出了一番天地：他所打造的一系列展览出人意料地让许多人开始留意起来那些晦涩却又极为迷人的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时期挂毯作品。据说，他因此被同事们称为“挂毯汤姆"。当他成为馆长之时，就应该引以为傲地把这个昵称大大地印在自己每天佩戴的徽章上。这或许拯救不了他辞职的命运——毕竟那些博物馆董事们都是一批毕生执着于金钱和数字、而非艺术的财阀。但那样至少可以传递出这么一个信息——坎贝尔时期的大都会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首要职责。

　　译：Elaine

　　编：Li Zhi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