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引》是班固后期的重要作品，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文选》时，将《典引》归入“封禅”类，与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并列，成为东汉文学的“一代之典章”。[1] 《典引》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关系密切，带有显著的时代色彩，它不仅汉代时期对理解班固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且对把握整个东汉前期的文学进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关于这篇作品的写作年代等问题，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需要辨明。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文选》录有《典引》的序文，[2] 班固在这篇序文里交代了撰写《典引》的缘起，其中一些地方与《汉书》有关，体现了东汉前期文学、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值得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从《典引》与章帝末年礼制建设的关系、《典引》的意识形态特征、《典引序》与《汉书》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讨论。

　　一、《典引》创作之时代

　　——兼论其与章帝末年礼制建设之关系

　　确定《典引》的创作时间，是对其进行讨论的前提。在《文选》所录的《典引序》中，提到了明帝“永平十七年”等字眼，但那只是班固下笔时追溯往事，“永平十七年”并非《典引》的写作时间。[3] 确定《典引》的年代，必须从《典引》本文寻找证据，在这方面，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

　　章怀太子在注释《典引》有关礼制及祥瑞的内容时，征引了很多史事，而且常常有明确的纪年，这些有助于我们考证《典引》的创作时间。注释中有关礼制方面的内容，如《典引》“燔瘗县沈，肃祗群神之礼备”两句，章怀注云：“《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庋县，祭川曰浮沈。’肃祗，恭敬也。《封禅书》曰：‘汤武至尊，不失肃敬。’元和中诏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这里所说的元和中诏曰云云，指的是元和二年(85)二月章帝东巡颁布诏书之事，详见《后汉书》卷三《章帝纪》。有关祥瑞方面的内容，如“是以凤皇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一段，章怀太子注云：

　　《尚书》曰：“凤皇来仪。”元和二年诏曰：“乃者凤皇鸾鸟比集七郡。”羽族谓群鸟随之也。观魏，门阙也。肉角谓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兽，大如麕，有角在耳间，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见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扰，驯也。缁文皓质谓驺虞也。《说文》曰：“驺虞，白虎，黑文，尾长于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见彭城。”黄晖、采鳞谓黄龙也。建初五年，有八黄龙见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轩翥谓飞翔上下。

　　文中出现了元和二年(85)、三年(86)等时间线索，值得留意。又如“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垧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一段，章怀太子注云：

　　嘉谷，嘉禾。灵草，芝属。《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状。”章和九(“九”当作“元”)年诏曰：“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奇兽神禽谓白虎、白雉之属也。建初七年，获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献生犀、白雉。言应于瑞图，又合于史谍也。

　　其中出现的元和二年(85)等字眼，也值得注意。这些带有明确时间标志的注释，对我们确定《典引》的作年非常关键。由以上注释可以看到，章怀太子李贤关于章帝建初、元和年间祥瑞之事的注释，常常引据伏侯《古今注》。“伏侯”是章怀太子对东汉儒生伏无忌的尊称，伏无忌为伏晨之子，出身汉代儒学盛门伏氏一族，主要生活在顺、桓时期。无忌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4]

　　《伏侯注》即是伏无忌所撰的《古今注》，此书《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为八卷，从章怀太子注云其书八卷，“见行于今”[5] 来看，《古今注》在初唐时尚为完帙，但《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为三卷，可见其书当散佚于唐末。[6]《古今注》叙事断限“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7] 说明伏无忌撰写《古今注》的时间当在桓帝时期，这很可能是他校书东观时完成的一部著作。

　　作为当代人对当代史事的记录，《古今注》关于东汉历史的记载具有很高的信度，书中所载祥瑞之事，《东观汉记》往往也有相应的记载，如：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献白雉、白犀。

　　章帝元和二年，凤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平、朱草、木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

　　章帝元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

　　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余。五月戊申，诏曰：“乃者白乌、神雀、甘露屡臻，降自京师。”又有赤乌、白燕。

　　元和三年，白虎见彭城。

　　章帝章和元年，嘉谷孳生。

　　章和中，有华平生也。

　　章帝时，白狐见，群臣上寿。

　　章帝时，嘉禾、嘉麦，日月不绝。[8]

　　章怀太子注对《古今注》相关史事的征引及《东观汉记》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典引》创作的时代。《典引》中有关祥瑞史事的最晚记载，是章怀太子引伏无忌《古今注》以及《东观汉记》中的“元和三年，白虎见彭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李贤看来，班固的《典引》当作于章帝元和三年(86)左右。

　　《典引》还讲到了“巡靖黎蒸，怀保鳏寡之惠浃”之事，据章怀太子注，这是指章帝元和年间的巡狩活动。巡狩谓天子巡行、视察四方，《尚书·尧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伪孔传：“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岱宗，泰山，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章帝在位凡四巡狩：元和元年(84)南巡，二年(85)东巡，三年(86)北巡、西巡，崔骃曾作《四巡颂》以纪其盛，班固也作有《南巡颂》和《东巡颂》。在汉代人看来，“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在西北”，[9] 章帝巡狩四方，先东南而后西北，可能也有类似的含意。天子巡狩的一大目的是布德教于四方，崔骃《北巡颂》称之为“圣泽流浃，黎元被德”，[10] 这正与《典引》“巡靖黎庶，怀保鳏寡之惠浃”的意思相吻合。由此可见，《典引》的创作时间当在章帝的巡狩活动结束之后不久，即元和三年(86)八月西巡之后的当年(86)或下一年(87)。

　　除了章怀太子注中所引的史事，还有其它线索表明《典引》作于章帝元和末年。《典引》云：“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其中，“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两句，几乎与章帝元和四年(即章和元年)七月壬戌《改元章和诏》中的句子完全相同，诏书云：

　　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乂，光照六幽，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然后敬恭明祀，膺五福之庆，获来仪之贶。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朕夙夜祗畏上天，无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11]

　　它以温和典雅的笔调，渲染了章帝的德治思想。除了“仁风”二句外，诏书中的“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等句子，也与《典引》中“甘露宵零于丰草”，“嘉谷灵草，……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等词句十分吻合，笔者怀疑此诏就出自班固之手，其中一些字句是对《典引》内容的改编。[12] 这条线索表明，《典引》当与这篇诏书产生于同一时期，即元和末年。

　　《典引》中讲到的巡狩以及篇末班固建议举行的封禅大典，都与章帝末年的礼制复兴运动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引》正是章帝末年礼制复兴运动的产物。

　　章帝在元和年间复兴礼制，其时间点的选择值得注意。从东汉建立到章帝元和年间，恰好六十年左右。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世”(三十年)的观念非常重要，孔子曾经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3] 即以三十年为界限。汉代的礼制建设，也每每与三十年、六十年等时间标志相关。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是选择在汉兴六十余年时开始一场礼制运动的。《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武帝初即位(前140)，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到了东汉仍然如此，《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云：“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描述莽、汉之间的礼制变迁，也是以光武帝即位三十年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章帝元和二年(85)，距离光武帝即位恰好六十年，这与武帝即位距汉兴六十年的情形类似，可见章帝选择这个时间复兴礼制并非偶然。

　　关于元和年间礼制运动兴起的动因与背景，《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是这样记载的：

　　(褒)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琁机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

　　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明年，复下诏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

　　《礼记·乐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经过光武、明帝两代的经济复苏和文化建设，章帝时期已经具备了制礼作乐的现实条件。[14] 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到，章帝在元和二年(85)、三年(86)之间征询诸儒，准备制礼作乐的急迫心情。除了征询曹褒以外，章帝也征询过贾逵、班固等人，这即是《典引》中提到的“包举艺文，屡访群儒”之事。而当时流行的纬书所宣扬的思想观念，如《河图》中的“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琁机钤》中的“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等文字，[15] 也给了章帝很大的思想压力。光武帝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明帝是第十代，章帝是第十一代。[16] 所谓“十一以兴”，是上天赋予章帝文化振兴的使命。但章帝如何“兴”，如何“平制礼乐”，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些步骤是自建初末年至元和年间逐步实现的。

　　章帝时期礼制改革的中心内容主要有改元、正历、巡狩等，重大事件依次是：建初九年(84)改元为元和元年;元和二年(85)实行“四分历”;[17] 元和年间先后四次巡狩：元年(84)南巡，二年(85)东巡泰山，三年(86)北巡、西巡。东巡又与改行四分历有关，这是延续了《尚书·尧典》的旧制。章帝在元和二年(85)的诏书中提到：“《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叶时月正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机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18] 改元、正历、巡狩三事，班固在《典引》中提到了两件，其一是巡狩，已见前述，其二是正历，如“乃使虔鞏劳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虽云优慎，无乃葸欤!”一段话，其中“迁正黜色宾监”一句，“迁正”即改太初历为四分历，“黜色”即易服色，“宾监”是复合词，宾即宾礼，意谓“殷、周二王之后为汉之宾”，监即监戒，“视殷、周之事以为监戒”，[19] 宾礼二王之后是汉代皇帝展现政治道德的重要内容。接下来，班固说这些事情已经完成，而且“焕扬宇内”，但那些礼官儒林之士却未予重视，在班固看来，这不免太过谨慎了。

　　在元和三年(86)八月章帝西巡之际，改元、正历、巡狩等事均已完成，唯一的遗憾就是“封禅”大典尚未实行。[20] 因此班固在元和末年(86或87)创作了这篇《典引》，劝章帝尽快实行封禅之事，[21] 其中讲到“屡访群儒，谕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以望元符之臻焉”等等，显然是班固有意的劝导。虽然《典引》与司马相如《封禅书》、扬雄《剧秦美新》一样，都是颂扬功德之作，但因班固对于当时朝臣的萎靡表现心存不满，因此语带讥讽。

　　二、“义吐光芒 辞成廉锷”

　　——《典引》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班固的一生中，文学创作和历史编纂可以永平五年(62)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身份相对自由，主要是个体抒情和私人著述，后期则成为官方御用的宫廷文人，文学创作和历史编纂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为清楚地观察班固思想的演进，下面将班固主要的学术和文学活动，列述如下：

　　光武帝建武八年(32)，班固生。

　　建武三十年(54)，班固父亲班彪卒，班固时年23岁，归扶风安陵服丧，作《幽通赋》，并开始编撰《汉书》。

　　建武中元二年(57)，班固服丧期满，适逢君主易代。明帝即位后，以母弟刘苍为骠骑将军。班固奏记东平王刘苍，推荐人才。

　　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明帝召为兰台令史，撰写《汉书》。

　　永平中为郎，作《答宾戏》。

　　永平十五年(72)，与马严等撰写《光武本纪》。

　　永平十七年(74)，班固作《神雀颂》、《汉颂》。

　　章帝建初四年(79)，参加白虎观会议，撰写《白虎通德论》。

　　建初七年(82)，班固上《汉书》。

　　建初八年(83)，班固作《两都赋》。

　　元和元年(84)秋，章帝南巡祭祖，班固作《南巡颂》。

　　元和二年(85)章帝东巡，班固作《东巡颂》。

　　元和三年(86)，班固参与议定礼制。

　　元和三年(86)正月，章帝先东巡，后北巡。八月，章帝西巡，幸河东。班固《典引》作于本年八月以后。

　　元和四年(87)七月，班固为章帝起草诏书，不久以母丧去官。

　　和帝永元元年(89)六月，班固被车骑将军窦宪辟为中护军，随窦宪北伐匈奴，作《封燕然山铭并序》，纪汉威德。九月窦宪北伐还师，班固作《窦将军北征颂》。

　　永元二年(90)七月，班固随窦宪征讨西羌、出屯凉州，作有《与窦宪笺》。

　　永元四年(92)六月，和帝诛窦宪一党。班固因为曾得罪洛阳令种兢，受到窦宪一案的牵连，卒于狱中。

　　由以上班固生平大事的编年可以看到，永平五年(62)是班固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一如下狱腐刑对司马迁及《史记》的影响之深之巨。在永平五年(62)之前，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在扶风安陵潜心撰写《汉书》，此时《汉书》编纂不过是班氏家族内部的事情。但从永平五年(62)明帝召班固为兰台令史开始，班固的身份转变为一名官方学者，著述的立场也带有了显著的官方色彩，从《典引序》对《史记》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与此同时，《汉书》的编纂，也由私人撰述转变为官方行为，这是《汉书》编撰思想的根本性转折。乔治忠先生认为，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22] 从正史的传统来说，班固的《汉书》就是一个开端。《汉书》作为历代“正史”的第二部，在历史编纂中明确接受官方的指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史记》“一家之言”的传统，这是汉代史学的巨大变化。

　　与史学撰著的立场转变一致，班固的文学创作也有类似的变化，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特征。如创作于永平年间的《答宾戏》，虽然是一篇表达个人感情的作品，班固却极力讴歌明帝时期的盛世景象，为王朝的政治行为作辩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喉舌，与前代同类作品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有很大不同。《典引》中的符命和祥瑞思想，更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关于祥瑞上文已经讲过，下面主要分析一下《典引》中的符命思想。

　　东汉前期尤其是东汉初年，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一种意见是要取代刘氏，另立新朝，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国语》里的“一姓不再兴”，[23] 即一个王族或皇族在失去政权后不会再次复兴。在新莽篡夺汉室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观念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迎合了一些割据者如隗嚣的青睐。他表面上从称建武年号，实则内怀异心，试图建立对抗光武帝刘秀的合纵联盟，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 [24] 更始帝刘玄的勃兴和速亡，成为隗嚣集团“一姓不再兴”理论的最好注脚。

　　与“一姓不再兴”相对立的是“汉家再受命”的政治观念。西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六月，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于是哀帝改号为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25] 这一措施的施行，并没有挽救西汉日渐衰亡的命运。随后王莽的乱政，使一般民众由对圣人的热烈期待转为极度的失望。新莽末年，“汉家再受命”的观念重又深入人心，如《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26] 《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光武帝刘秀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社会心理，他最初从南阳起兵时，就是受了李通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说的鼓动，而其即位，则以彊华奉赤伏之符，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7] 这些鼓吹“天命”的举动，使刘秀集团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学面纱。

　　与此相应，心系汉室的文人亦为之鼓吹，东汉初年班彪创作的《王命论》就是一篇东汉王朝合法性的政治宣言。《王命论》写作的年代，约在建武五年(29)班彪依隗嚣时。在这篇文章里，班彪既反思了新莽之祸与汉祚之失，又竭力维护汉室的正统地位。[28]《王命论》的主要内容是论述“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29] 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强调正统，论述汉德的合法性，认为汉刘承尧之后，“氏族之世，著于春秋”。一是强调符命，认为汉朝与尧相同，在“五德”中为火德。高祖早年夜行，曾醉斩白蛇，乃有一老妪夜哭，自称其子为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为赤帝子所斩，此即班彪所云“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赤帝之符”，是上天预示高祖刘邦受命的符兆，同时也是班彪有意对东汉初年流行的“赤伏符”的回应。[30] 刘汉既然是圣王之后，又有天命相助，他人当然无法力争，所谓“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即使“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数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31]

　　阅读《王命论》，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浓厚的神学色彩，以及“宏大叙事”的文体特征。从《王命论》开始，这种色彩和特征也笼罩着整个东汉前期，这是《王命论》带给东汉文学的新特点。如杜笃《论都赋》云“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32] 这是描写汉高祖刘邦应运而兴之时的符命与天象。又如班固《东都赋》描写光武帝初兴之时：“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33] 同样富有神学色彩和宏大叙事的文体特点。这种特点尤其表现在班固的《典引》里，《典引》开篇就描绘了一个皇权天授、汉继尧后的宏伟画卷：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书犹可得而修也。亚斯之世，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34]

　　《王命论》、《东都赋》不过是将帝王神格化，《典引》则更进一步推进，从开天辟地说起，可谓变本加厉。蔡邕《典引注》云：“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长也。《尚书疏》：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35] 可见班固巧妙地将自己的王命思想隐含在《典引》的篇题里面了，虽然学界一般多将《典引》与《封禅文》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这篇文章与《王命论》关系更为密切。不仅如此，班固还以刘向《高祖颂》为基础，在《汉书·高祖纪赞》中列出了一份详细的汉为尧后的家谱世系来，最后总结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显然是对刘汉天命的极力揄扬。

　　符命思想在东汉初年的流行不是偶然的，它渊源于战国秦汉以来的政治环境以及王莽时期流行的符命思想。战国秦汉以来，三统、五德之说成为儒生、方士游说侯王，获取利禄的工具。[36] 西汉后期以来，儒家变法改制的思想日嚣尘上，最终导致王莽的篡位。王莽在篡位之前，为了宣扬自己的“天命”，更炮制出一大批宣扬符命的谶纬之书，当时“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37] 光武帝建立的东汉王朝结束了西汉元、成以来复古改制的政治思潮，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重新统一于今文经学的神龛之下。在政治实践中，光武帝奉行了外托符命以神化政权，内用文吏以推行法治的两手政策。[38] 建武三十二年(即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乃以纬书所示行封禅之礼。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曰：“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梁)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本年二月，光武帝乃封禅泰山。四月，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39] 直到明帝、章帝时期，符命思想还有回响。东平王刘苍在永平三年(60)作《武德舞歌诗》，赞颂了光武帝“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40]的历史功绩，又撰《光武受命中兴颂》，明帝命贾逵为之作注。班固的《典引》，正是由这样一种时代思潮所孕育出来的。

　　刘勰曾经评“封禅”体云：“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又称“《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41] “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八字，指出了《典引》宗经矩圣、典雅渊懿的特点，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耀眼的光芒，有不少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

　　三、《典引序》与《汉书》之关系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典引序》与《汉书》的关系，为便于论述，先将《典引》的序文抄录如下(根据意思，笔者将其分为两段)：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臣固顿首顿首。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42]

　　《序》文由永平十七年(74)班固与明帝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问答开始，到“至是贤迁远矣”，所讲的内容主要与明帝有关。针对明帝提出的司马迁《秦纪》赞语的是非问题，班固指出，司马迁的话源出贾谊《过秦论》，两人在秦政与汉德的评价问题上意见都不正确。班固既批评了贾谊《过秦论》中“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的说法，也批评了司马迁著《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做法。[43] 在班固作出回应之后，明帝与班固单独谈了一次话，并以诏书的形式发布了对司马迁《史记》的判断，其中谈到了西汉二司马的优劣问题：在明帝看来，司马迁虽然撰写了《史记》，但由于其中有讥刺武帝的内容，其思想境界远不如司马相如，因为司马相如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武帝的封禅大典，完成《封禅文》以俟武帝之用。[44]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明帝诏问班固的时机，永平十七年(74)，正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时间，在完成当代史——明帝交给他的撰定《建武注记》的任务之后，[45] 班固全力以赴投入到《汉书》的写作中去。在这个敏感时刻，明帝与班固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带有警告和预防之意。

　　从“臣固常伏刻诵圣论”至段末，主要是针对章帝而言。班固首先肯定了明帝的意见，然后袒露心迹：“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臣固顿首顿首。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这段文字意思显豁，不需要作太多的说明，主要是班固自陈家学久长，受汉恩最深，希望借撰写《典引》之事有所回报，“被学最旧”一句中的“旧”即“久”意(见五臣李周翰注)。班固之所以在章帝元和末年撰写《典引》时重提旧事，与章帝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有关。章帝对《史记》比较重视，曾诏令杨终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46] 而且关于汉武帝的评价问题，也是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47]

　　除了前面提到的明帝关于太史公司马迁的评骘褒贬，以及班固自陈心迹的一段话外，《典引序》里还有一段班固对明帝“圣论”的具体回应：“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所谓“圣论”，五臣刘良注曰：“圣论，云司马迁非义士之论也。”但接下来的几句话，因为意思比较隐晦，所以不太为人注意，或者即使留意，也让人难喻其旨。在笔者看来，这段话其实是班固有关撰写《汉书》的“夫子自道”，只有结合班固曾经从事而且已经完成的《汉书》编纂工作，上下文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

　　在建武三十年(54)父亲班彪去世后，班固即归扶风安陵服丧，同时潜心著述，续补班彪的《史记后传》，既而有人上书明帝，“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48] 明帝意识到，如果将《汉书》的撰写由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意志，政府可以由此掌握对西汉、新莽以及当代历史评价的主导权，从而避免司马迁《史记》的所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49] 因此，明帝将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50] 以私修国史下狱的班固得以安全度过这场风波。不久班固就迁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51] 在完成《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之后，[52] 班固主要将精力放在撰写《汉书》上面，一直到建初七年(82)完成并上呈给章帝。[53]

　　在这个背景下反观《典引序》“昭明好恶……”一段话，就可以知道班固是有为而发，因为编撰《汉书》，是班固一生中最为骄傲的事，这种自豪感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他在明帝永平年间创作的《答宾戏》里写有“摅意乎宇宙之外，锐思于毫芒之内”两句话，正是撰写《汉书》之思想境界的反映，可以视为《汉书》之文心。而在《汉书》完成之后，班固已经可以在《典引序》里自信甚至自负地称自己所做的工作，“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将编撰《汉书》与孔子删述《春秋》相提并论，认为自己毫不逊色于孔子，这是怎样宏大的气魄!班固敢发这样的议论，可见其对《汉书》的珍视程度。前之司马迁《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54] 但自述其事也很谦虚，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而君(壶遂)比之《春秋》，谬矣”。[55] 后之大诗人李白，吞吐古今，睥睨一世，也不过有“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56]之类的话，只是“希圣”而已，尚不敢和孔子比肩。班固与他们相比，不可不谓之气盛。

　　班固在《典引序》中讲到撰写《汉书》的体会，两件事貌似无关，其实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并不偶然。在东汉前期，《尚书》和《尚书》学的地位颇高，究其原因，皇帝的学术趣味起了关键作用——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曾在洛阳太学学习《尚书》，其后明帝从桓荣学习《欧阳尚书》，章帝从桓荣之子桓郁学习《欧阳尚书》，和帝则以桓荣的学生丁鸿为师，皇室的推重使《尚书》学的地位非同寻常。班固编撰的《汉书》，名称就来自《尚书》，即延续《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之系统。《典引》之名，则出自《尚书·尧典》，《文选》卷四八《典引》蔡邕注云：“《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长也。《尚书疏》：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后汉书》卷四○下《班固传》章怀太子注亦云：“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

　　在文学方面，班固撰《典引》以继《尧典》，在史学方面，撰《汉书》以继《尚书》，二者事正相类，班固自叙《典引》创作缘起时，不觉连类而及，在将《典引》与司马相如《封禅文》作比较的同时，又牵出了《汉书》与司马迁《史记》的关系。对于班固而言，这也许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却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段班固关于《汉书》编纂思想的夫子自道，历史真是充满了偶然和神奇。这段自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汉书》的“官书”性质——虽然《汉书》主要出自班固一人(或班氏家族)之手，但它是遵循了明帝“圣论”指导下完成的，这与《史记》的“一家之言”有根本的不同，是汉代史学的巨大变化。把握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汉书》的内容及其特点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注释：

　　* 本文曾经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文心雕龙·封禅篇》。

　　[2] 这篇序言范晔在编撰《后汉书》时大概也看到了，但他没有全录，只是在《班固传》中撮述了几句。《后汉书》卷四○下《班固传》云：“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这段话显然是对《文选》所载《典引序》内容的概括。另外，初唐时期的《班固集》也收录了《典引序》，《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章怀太子注所引《班固集》就有《典引序》中的句子，可以为证。

　　[3] 参见刘跃进《班固<典引>及其旧注评议》，《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4]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伏氏自西汉伏生以下，世传《尚书》、齐《诗》，为儒学名族。东京二百载，伏氏一族名德相望，与汉终始。东汉初年，伏湛、伏隆父子追随光武帝建立功勋。伏湛的子孙继承家学，多所显达，其曾孙伏晨尚高平公主，伏晨女孙又为顺帝贵人，位特进。至东汉末年，伏完之女嫁给汉献帝，为伏皇后。曹操为清楚内禅道路上的障碍，借口伏完谋反，诛杀伏氏，伏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又参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累世经学”条。

　　[5]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章怀太子注。

　　[6] 《古今注》一书虽已亡佚，但清代学者有辑本多种，如《龙溪精舍丛书》茆泮林辑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黄奭《黄氏逸书考》本等。

　　[7]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章怀太子注。

　　[8]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第一版，上册，第76-78页。

　　[9]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

　　[10] 崔骃《北巡颂序》，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06页。

　　[11]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12]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其中应有班固的贡献。

　　[13] 《论语·子路》。

　　[14] 从后来章帝元和四年(章和元年，87)的改元诏来看，章帝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达到了太平的标准。

　　[15] 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中》载元和二年(85)二月甲寅章帝诏。

　　[16] 参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一书第五章的有关论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17]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载贾逵在章帝元和二年(85)上《左氏长义》的条奏中也提到了“改元正历”之事，范晔误将此事系于章帝建初元年(76)。“改元正历”一句，章怀太子注云：“改元谓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正历谓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历》也。”显然是以此书上于元和二年(85)，兹从之。

　　[18] 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中》载元和二年(85)二月甲寅章帝诏。。

　　[19] 以上两句引文见《后汉书》卷四○下《班固传》章怀太子注。

　　[20] 封禅与改历在礼制改革中常常联系在一起，班固在建初末年完成的《汉书》已将“封禅改正度”相提并论，见《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

　　[21]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封禅篇》所说，其文虽“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

　　[22] 参见乔治忠《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23] 《国语·周语下》：“单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异哉!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徐元诰《集解》引《逸周书·大子晋解》：“自大皞以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一版，第102页。

　　[24]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

　　[25] 事见《汉书》卷一一《哀帝纪》。

　　[26] 后来班固《南巡颂》中也有“惟汉再受命”之语，《艺文类聚》卷三九，清严可均辑入《全后汉文》卷二六。

　　[27] 以上两处引文见《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28] 《王命论》一文，见《文选》卷五二。

　　[29] 《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

　　[30] 班彪的观念代表了东汉初年的一般看法，但并非人无异词。建武七年(31)大议郊祀制，时人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杜林则认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见《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

　　[31] 以上《王命论》的引文，见《文选》卷五二。

　　[32] 《后汉书》卷八○上《文苑·杜笃传》。

　　[33] 《文选》卷一。

　　[34] 《后汉书》卷四○下《班固传》。

　　[35] 《文选》卷四八《典引》李善注引。

　　[36] 参看顾颉刚《秦汉时代的方士与儒生》中的有关章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37]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

　　[38]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中的有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15-416页。

　　[39]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据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光武帝定图谶之文为八十一卷，其文云：“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晰。”

　　[40] 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引《东观书》。

　　[41] 《文心雕龙·封禅篇》。

　　[42] 《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

　　[43] 班固的具体意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所附班固的《秦纪论》中可以看到。

　　[44] 从上下文来看，这篇诏书的内容很可能也包含了班固的思想。

　　[45] 据《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永平十五年(72)，明帝召见马严，“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

　　[46] 《后汉书》卷四八《杨终传》。

　　[47] 孔僖、崔骃的例子就很典型。《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孔僖传》载：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资治通鉴》卷四六系此事于章帝元和元年(84)，恰与班固撰写《典引》的时间相近。

　　[48] 《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

　　[49] 《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

　　[50] 《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据《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班固征诣校书的具体时间在永平五年(62)。

　　[51] 《汉书》卷一○○上《叙传》。

　　[52] 《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篇》。

　　[53] 《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云固于“建初中”上《汉书》，陈汉章考证其事在建初七年(82)，可从。见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马班作史年岁考》。

　　[54]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55]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56] 李白《古风》其一。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陈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