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和艺术家的关系，在“批评”相互关联的那一点上，成为你——我关系，不是有些批评家形容的是我——它关系，批评家是我，艺术家是它，说鸟类专家的论文从来不是写给鸟看的。这话伤害的是批评家自己，因为这话反过来就成了艺术家看得懂的文章，一定是鸟写的。
　　批评家是自己选择了一定要关注艺术的，批评有一个关注的对象存在，离开了对象就谈不上批评。他还不能说假话、说不懂装懂的话，这样既对不起艺术，又有损批评家的形象，于学问而言是在做假学问。做没有意义的事，是人的一种悲哀。
　　举例说，今年上海出版的《艺术当代》第一期，上面有一篇题为《清理实验水墨》的文章，就是一篇假批评。作者用实证的笔法误导读者，说约定成俗把“实验水墨”看成是抽象水墨的代名词，是一种抢夺的结果；说包括主持《水墨实验廿年》画展的皮道坚、王璜生等批评家其实是和他持相同的观点；说最早提出“实验水墨”概念的黄专，一直在坚持最初的认识……，诸多类似的例子，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使假话看起来像真的。我不过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而引发了我前面两点感想，因为批评不是茶馆说书，油嘴滑舌，极尽演义之能事，特别是做和“史实”沾一点点边的批判，其实是很危险的，瞎说太容易穿包。文章写出来总之是要给人看的，艺术家不是鸟，批评家也不是鸟。文章不是写出来印在书上就是成功，写得好与不好，标准还是有的。
　　故意说假话是指知道真相却故意瞎说，性质就像足球里的黑哨，拿良心与公正作代价，成本之高，不是受利益驱使，再傻的人也不愿干。为名？为利？还是出于其它方面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个时代的浮躁则可由此略见一斑。
　　现今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热闹，原因是当代艺术对普通人来说，存在阅读上的障碍——陌生的形式，难以理解的内容，艰深的美学主张，中国的当代艺术相当程度上成为少数人的艺术，和人们熟知的艺术样式与美的传统概念相比，越来越不像艺术，离开了批评的诠释、推广、意义上的提升更是无法接近公众。批评的市场如此之好，难免鱼目混珠；另一方面，要这个时代所有的批评家甘于清贫与寂寞，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时代还想要好的批评，只能靠批评家自律——遵守批评的规则，珍重个人的操守。
　　批评应该提倡不同风格、流派、观点和差异性的存在，我们需要建立起的是一个分裂的空间，像璀璨的星空，而不是死板一块。如此一个自由又严肃的要求，自然得由批评家来实现，它需要批评家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和批评的方法论，否则是没有学术基点的，没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标准的批评家，简直就没有立场。如果没有独立的见解或坚持差异的勇气，个性批评便无从说起。热闹掩盖的真相是趋同。很多批评家像同期训练班刚毕业的，一样的眼光，一样的口气，一样的标准，一样的鹦鹉学舌——什么是主流的或时兴的话语，群起而效仿，从没看他们把问题往深里做过，文章是极尽的花俏，得意在能不断玩弄新名词。他们什么都能写，因为他们什么都懂，只要有人找上门来，惯常的伎俩是把“没有”说成“有”。
　　过去人们说天才是几千年才出一个，这当然不是冲着批评家说的，现在就有人相信批评的天才一下子就能出来几千个，让很多人误认为，做一个批评家实在是太容易。说来说去，是这个时代的人太急功近利、太实用主义、太浮躁，让很多可能成为天才的批评家，最终就死在它上面。有时我在想：这样的批评家和文章有什么用？
　　2003年11月10日
　　（载《中国画》2004年1期）

作者：刘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