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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音访谈

  访谈时间:2009年7月31日18:00—19:00

  访谈地点:北京宋庄王音工作室

  采访人:刘璟、陶寒辰、杨琳琳

  问:王音老师您好,今天想请你帮忙回忆一下您跟方力钧老师以前的故事,一些回忆。

  王音:好的。

  问:您大概什么时候认识方力钧的?

  王音:就在圆明园的时期。

  问:您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

  王音:我是在1990年冬天。

  问:您是直接搬到挂甲屯一带吗?

  王:没有,我是搬到福缘门那边。方力钧他原来是住在挂甲屯,我搬过去的时候,他还在北师大那边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我是1991年春天见到方力钧的。

  问:当时是通过一起展览这种形式认识的吗?

  王:也不是。当时圆明园那边住的人很少,也就三家左右,他就又在福缘门那边租了一个工作室。福缘门那边人也很少,可能就是有丁方、伊灵、张惠平。后面还有陈逸青,是比较远的。方力钧就在那边租了一个工作室,他在圆明园那边一共租过两个工作室,第一个时间比较短,租了几个月,然后就搬到了隔壁的房子,我们俩就只有一墙之隔了。

  问:当时圆明园的生活背景是怎样的?

  王:那会是挺安静的,我去那边的主要原因就是觉得那边比较安静,适合创作。那里的人不多,还可以去北大打饭。

  问:“六•四”风波之后人就多起来了?

  王:我们是在风波之前搬进去的。

  问:当时方力钧就在圆明园画很大的画,你么对他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王:他刚过去的时候他的那张画已经画好了,光头的,最早的那几件作品。感觉他的东西挺触目的,跟别人的不一样。

  问:其他人有什么看法吗?

  王:我们那个时期,我个人是比较松散的,我就感觉他的作画经验跟别人不一样,而我们交往最多的就是生活方面。因为当时大家都20多岁,大家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一起搭伙吃饭。

  在当时大多数人中,方力钧是比较努力的,他的自律性比较强。他当时住在友谊宾馆,但总的状态是很努力的,尤其是1992年他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那组作品,他的面貌,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思路、意识,基本的态度就已经定型了。

  前段时间我看他的一个回顾展的图录,我发现他从上学到毕业,他的作品成熟得很早。

  问: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王:他的东西不简单是一种风格,包括他对艺术的一些最基本的态度,对艺术的理解,都已经很明确,不像有些人刚毕业还在摸索自己的语言,他的这种语言和实践,基本上在学校后就基本上形成了。

  问:他到圆明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

  王:非常明确,包括他的一些到现在为止都很经典的形象,当时就已经做好了。

  问:有条线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发展过来的?

  王:他1991年的时候,早期的黑白的油画作品,对于画面中的形象,我为什么要画这种形象,他自己都很清楚,包括用怎样的绘画方式去呈现,他都很明确了。

  他去圆明园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勤奋的。当时冬天,我是属于那种晚上睡觉很晚,早上起床也晚,晚上看书、画画,没有计划性的;当时也有失眠,每天早上起来都十一、十二点钟。方力钧每天早上八点钟就到工作室了,冬天下着雪,他就骑着自行车从友谊宾馆过来了。

  问:感觉就跟每天上班一样。

  王:他没有其他艺术家那种闲散,现在是比较自在一些了。

  他是那种自律性很强、计划性很强。我们交往怎么多年,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一点就是:我的计划性太差,这方面我受到他的影响。

  问:在生活方面的影响?

  王:应该是方方面面吧,他做事的计划性很强,包括他怎样安排自己的工作、这样安排接待人这些方面。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我们两个去游泳,我们都是把衣服随手一脱就放到一边,而他总是下意识的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柜子里。

  问:这不是很神奇吗?

  王:没有,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惯性,他都没意识。包括他使用的一些资料,都非常有条理,这种能力,对我来说是有影响。

  问:像他生活上的这种特立独行,你们当时会不会有一些看法?

  王:他也没有特立独行。

  问:像他的这种规律性,早上这么早起,而你们都很晚。

  王:是,我们起床的时候,他的工作就基本结束了,到了中午休息时间了。

  问: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跟我们不太一样?

  王:没有。有些人也有一些看法,毕竟是艺术家。但他是属于那种条理性很强的。

  问:他跟其他艺术家的那种影响是怎样的呢?

  王:很难说,因为我跟别人交往的不太多,跟方力钧因为住得很近,我们还有张惠平辉搭伙一块吃饭,我们比较谈得来。我不像有些艺术家的艺术气息比较浓,有些人会留着长头发之类的,而方力钧比较爱整洁,所以我们常在一起。举例说圆明园是一个班级,你肯定会跟某些同学处得近一些,跟某些同学处得远一些,因为你不可能跟班级里的45个同学都处得很近,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可能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会多一点。

  问:你第一次见到方力钧的时候,他给您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王:他这个人是比较嘻嘻哈哈,比较反叛、叛逆的感觉。

  问:当时圆明园时期,剃光头的艺术家多不多?

  王:几乎没有,就他一个,但后来慢慢就多了。

  问: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或者有趣的事情?

  王:那几年虽然短,但是基本属于是朝夕相处,总在一起。

  问:那时候那些作品也是随便堆在工作室里。

  王:对。但那时他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窘迫,已经开始有人慢慢买他的画,我没有看到他窘迫的时候,相反总是看见他帮助别人。

  问:他自己说最困难的时候整天出去蹭饭。

  王: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可能那个阶段相对时间比较短。但是当时圆明园大部分艺术家的生活还是很窘迫的。

  问:当时一旁是已经很有名的作品,一旁大家在喝酒聊天,您觉得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王:其实当时中国当代艺术还没有市场,艺术市场是很晚的,但对大家来说能够卖张画是挺好的,我们没有那么强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把画画当作一种职业的事情,圆明园时期对我好像没有很深的影响,我9年几乎都没有做过展览。他们都说我不怎么卖画,我根本就没想过那么多,我们之间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交流,我跟方力钧在一起很少谈画画的事情。

  问:都是生活方面的,吃喝玩乐之类。

  王: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

  问:方力钧没有跟您提过第一次卖画之类的?

  王:他跟谁都很少谈这些事情,他认为做作品是件个人的事情,是私事。更多是体会做东西的这种方法,他的生活态度。

  问:生活态度就是非常认真,做事有规律。

  王:对。

  问:你么当时交往的人际圈中,除了画画的,有没有搞音乐的、文学的之类的人?

  王:他交往的人比我多得多。我交往的人很少,来往比较多的不超过五、六个人。他经常进城,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们两个到现在也是这样,方力钧交往的人很多,而我交往的还是很少。

  问:后来圆明园热闹起来了,情况怎样呢?

  王:热闹起来之后,方力钧觉得对他是一种干扰,有时他会把自己锁在里面。参观工作室、买画的人多了。

  问:当时买画最多的是哪种人?

  王:那会如果有一个人关注圆明园,都是有钱的。这种状态不发生在起圆明园,其实到了90年代早期也是这样,宋庄早期也是这样。

  问:当时您也是选择搬到宋庄较早的艺术家之一,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同一个地方?

  王:这个你可以看一下2001年在《读书》上写的宋庄早期的一些文章。其实当时是我、方力钧、杨茂源、张惠平,我们几个想另外找个地方,圆明园太差了,太嘈杂了。

  我们当时也没车,有时候就用电视台一个朋友的车,还有我一个亲戚借给我们车,我们就到北京郊区到处找房子。我们去过上院那带找房子,现在还有艺术家去那边;还去过黑山扈,就是香山后面那带,在北京西北方向;后来,张惠平在通县教过书,他说他这边有点关系,我们就去通县那边,从机场那里开始绕,绕到小羊庄,就是河边,那边的房子也很便宜,四五千块钱一个院,但是那个院子很小,后来就绕到小堡村,张惠平的一个学生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他说这个村子里有院子要卖,就带我们去看院子。这里的院子很大,价钱也不贵,就定在这了,没有任何计划,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村,就是逛到这里,想在附近看看,而这边的院子很大,就吸引了我们。当时老方就定了,现在还住在那个院子里,这是非常偶然的。

  当时方力钧就有一个感觉,我们必须带人过来,让更多艺术家过来。

  问:那不是又会变得嘈杂了?

  王:因为这个地方大了,有计划地带刘炜、岳敏君他们过来。但当时就一辆车,定院子的时候是四五个人,后来又来了一次,很快就把院子定了,但当时的思路是老方提的。

  问:你们是来宋庄最早的一批了?

  王:我不是,我当时是定了一个院子的,但那家人后来又反悔了,我比较犹豫,当时就没有接着找,我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才搬过来。

  问:方力钧老师他们是第一批?

  王:他们是第一批,当时来找院子是一块来找的。

  问:老栗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王:老栗要晚两年,大概1995年的时候。后来这边有七八户了。

  再后来圆明园被取缔,就不断有艺术家搬过来了。

  问:因为宋庄这边也发展了。

  王:宋庄和圆明园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非常偶然,不是大家提前计划好了要在某个地方,圆明园也是很偶然的,圆明园发展到那么多人跟一个人的关系非常大,就是伊灵,他老往里带人,我们一开始还反对的,觉得带那么多人来这个地方就不安静了,但他是喜欢大家都能聚到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后来圆明园就形了一个小的群体。

  后来一个女记者叫汪继芳,她在一本杂志上刊登了关于圆明园的一个部落,感觉她把圆明园的很多事情都浪漫化了,比如写另类生活方式等,应该是南方的一本杂志,很多人通过那份杂志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地方。

  问:我个人觉得,宋庄和圆明园有个区别就是,圆明园还因为有北大,有思想比较活跃的大学在那边,这对于搞艺术的来说应该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方力钧就经常去北大。

  王:他上学的时候就跟北大的于天宏等关系很好,还有几个朋友。但对于圆明园与北大有关系也可以说有一点,但我觉得具体的关系就是那里有个食堂,可以去打饭,当时学生食堂的饭不错,我们大部分人都在那打饭,中午搭伙吃饭。

  问:那时学生食堂是用现金吗?

  王:我们买饭票。

  问:要交搭伙费吗?

  王:我们定期交钱。

  问:搬到宋庄之后,整个的创作状态跟圆明园相比,是不是变化很大?

  王:肯定的。首先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圆明园的时候大家都30岁之内,搬到宋庄的时候都近中年了,人的创作历程,包括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刚到圆明园的时候,像少斌他们刚有车的时候,画完画都开车进城去泡酒吧,那时单身多,现在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一天工作完了很累就想沉一沉了。

  问:刚从圆明园搬到宋庄的时候,跟在圆明园的时候有区别吗?

  王:也是有区别的。先是居住空间大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和院之间的空间变得没那么密,如果把当时福缘门时的院子复制一张,我们会看到一家挨一家,非常挤;有的比如说少斌和老岳,他们是合租一个工作室,那时个人单租一个工作室的不多。

  问:是在一个大院子里?

  王:就这么一间房子,住宿和工作室在一起。

  问:那您当时是怎样的?

  王:我和方力钧都是单独租一个工作室,我们当时属于条件很好的了。

  问:在您看来,方力钧在圆明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重大的事件,不只在艺术上,包括在生活上等方面,比如与德国女子结婚。

  王:他到圆明园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一起了,相对他的生活已经比较稳定了。

  问:您觉得生活上的这些变化对他艺术上有影响吗?

  王: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都没变过,只是做的事情更多更大了,但是这个人,包括价值观之类都没有什么变化,表现得很自然,比如他不讲究吃穿,别看他开饭馆。

  问:当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关于艺术本身聊的并不多?

  王:只是偶尔聊。

  问:大家有没有想法办某个流派或某个理论的画展?

  王:没有。

  问:就是完全的自由,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王:我觉得从圆明园到宋庄没有一个所谓的团体性,大家只是喜欢通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来做艺术,没有一个硬性的所谓把它做成一个团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唯一对某些艺术家有制约的可能就是市场,画能否卖得出去。

  问:想过迎合市场吗?

  王:方力钧应该没想过,他的东西市场也很好,他只要按照自己的路子画下去。

  问:1991年的时候,方力钧和刘炜在圈子里搞过一次“非公开画展”,您有去看吗?

  王:我没有去,圆明园的几个画展我都不知道,好像没人叫我。

  问:当时也没有海报一类的宣传?

  王:没有,好像是在一个公寓里举办的。

  问:也就是说去看的也没几个人?

  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大家都各忙各的。

  问:当时圆明园开始热闹的时候,外面的人,包括大量的年青艺术家和各种媒体都往里涌,这对圆明园造成什么影响?

  王:房价高了。

  问:人变多了,像很多的媒体,可能也有许多国外的媒体、大学等过来参观画室?

  王:圆明园总是有人,像后期到圆明园看这些人咋回事的也有,它成了一种社会效益,文化符号。

  问:到了宋庄之后,这种文化符号有没有被延续下来?

  王:到宋庄之后方力钧的事业就很稳定了,后来杨少斌、岳敏君搬过来之后也有影响,画廊之类来的也很多。

  我本人接触美术方面的事情很晚,90年代美术上的事情如展览,整个运作等都不太清楚。

  问:方力钧的回忆中,好像您那时总是在看书。

  王:看闲书,呵呵。

  问:那时不怎么画画?

  王:那时也画,但好像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现在也是这样。现在画得多一些事因为展览多了,但数量跟圆明园时差不多,那时一年大大小小也就画十几张。

  问:您觉得方力钧的艺术哲学是怎样的?

  王:我觉得他很强调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很强调绘画语言的简明性,很少会用趣味这种东西去处理画面。

  问:趣味性指那些?我感觉他现在的画还是有趣味性的。

  王:要看怎么理解,比如绘画的肌理等技术方面,他只是觉得一切东西要服务于他个人的感受力。他很尊重自己的感受力,不太容易被别的东西影响。

  问:您说到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后来方力钧开饭馆这件事情在圈子里有什么影响,或者大家怎样看待?

  王:从今天看,90年代他毫无疑问创造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形象,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家状态。

  问:能够代表当时?

  王:并不一定是在当时,我觉得到今天,方力钧的状态也是很独特的。

  问:代表那一批年龄层的艺术家?

  王:也不代表谁,就代表他自己。

  问:就开饭馆这件事,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王:我们都很熟,就觉得挺好的。但通过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他不会按照所谓的一个艺术家应该怎么做,他创造了一种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他对清规戒律不是很看重。

  问:这跟他叛逆的性格也有关系。

  王:我觉得他很独立,不太受什么影响。

  问:独立是你们这些朋友对他普遍的看法?

  王:他没有刻意。

  问:您之前提到的汪继芳的文章,影响很大吗?

  王:我听说是。怎么圆明园一下人多起来,好多人来找房子,很短的时间,肯定是有媒体的作用。

  问:从圆明园之后,您觉得方力钧有哪些重要的事情?

  王:我觉得他在不断的拓展自己的工作空间,还有内部的东西。如果说早期的圆明园对他来说是一粒种子,那么现在他已经成长得很大,包括他对绘画的态度,都跟他在圆明园时的工作有关系。

  问:具体是怎样的?

  王:圆明园时期他用很平滑的方式去处理很简洁的形象,他就是想让人能直接感受到他对一个东西的态度。他把枝枝节节的东西全部去掉,他的东西很触目,今天也是这样,他让它直奔希望它给人呈现的形象,中间不要有遮拦。他的东西更自由、更开阔。

  问:怎么会有这种变化?

  王:他就是不断地深化对艺术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他圆明园那几年的工作关系挺大。

  问:圆明园时期给他奠定了一个基础。

  王:或者说和他早期的整个工作有关系,不仅仅是圆明园期间。

  问:也包括他上学期间?

  王:任他的东西延续性非常强。

  问:您最后再总结一下对他本人的判断。

  王:他这种独立的艺术家,我们只能去研究他、分析他、欣赏他,别人模仿他是模仿不了。

  问: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去学习他,包括这种泼皮艺术?

  王:他毫无疑问影响了一个时期的很多人,他的作品中有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都说他一直在考虑画什么,但是画应该是有两面性,一个是画什么,还有一个是怎么画。很多人说他在考虑画什么,但其实他一直很在乎怎么画,可能后来学他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学画什么,或者说没想到,他的东西始终在考虑怎么画。今天也是这样,考虑怎么画才能使作品更有力量,作品的分量感很强。

  问:正因为他始终在考虑怎么画,所以才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王:很多学他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其实客观上来说,比如触目的形象,今天也有很多艺术家在考虑用怎样一个触目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在这一方面方力钧是做的很早的,但是他始终对于怎么画还是非常在意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经验,不管事强度还是硬度,好的艺术家始终在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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