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往的物事有些已被忘的干净，有些变得影影绰绰，有些则如刚发生的，虽隔着几十年依然记忆犹新。比如家里每天出入无数次的大门，记得原先好像是能进大车的，好像还记得经常有辆胶轮大车停在里面，但后来大车去哪儿了，大门怎么就没了，怎么就变作了后来的样子，却一点也记不得了。而一直忘不了的，却是家里的那棵石榴树。

老家是处朝东的宅子。应了大门，种着一棵石榴树。按年龄，树应该是爷爷种下的，从我记事起就长在那里，同时，从我记事起，它似乎就一直是胳膊粗细。树干弯弯曲曲，上面布满疙疙瘩瘩的结节，一副很苍老的样子。树说是一棵，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同根发出来的有两三株，一株株弯曲别扭，时合时离，到了冠部各自分别展开了枝杈朝四下里伸去。春天到了，万物复苏，石榴树的枝条开始变得柔韧，枝条上也应时地发生出点点稚嫩的新芽来。芽儿分明是紫红色，却紫红里泛着些绿，且透出着粉，于是，这颜色便一下子使虬劲的树干透出了盎然又温馨的春意。再过些时日，枝条伸展，叶片展开，一片片绿油油的，太阳映照下，便有明朗的光泽闪起。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干枯的树也一日日变得茂盛起来，最后几乎不见了枝，唯有黑幽幽的一团。到了四月末，枝叶里开始挂上一颗颗花的骨朵，一到这会儿，我就会兴奋地跑去向大人报信，喊叫着“石榴树长骨朵了……”话音未落，不是挨一巴掌，就是被一顿数落，这才会想起在我们家是忌讳说“骨朵”二字的，因为“骨朵”和父亲的爷爷的名字“古度”谐音，晚辈直呼前辈的名讳是大不敬的。这事儿，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曾专门叮嘱过，但可能是年龄小却总也记不住。开始时，骨朵小如豆粒儿，嫩黄色，接着状如花生，等长到拇指般大了，骨朵便咧嘴开了花。花红的浓艳，再衬了墨绿的叶子，便炎炎地，火一般地照人。等到树上的花骨朵全开做了花时，石榴树便变的热烈起来，蜂来了，蝶也来了，这时，整个院落都变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由于位置显眼，也由于自身的姿色，石榴树一直是家里比较点睛的一处。平时我们在下面玩耍，大人们在这里迎来送往……五叔当兵入伍之后，在部队搞宣传，不但放电影，出板报，还学会了照像和冲洗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照像还是很奢侈的事儿，新鲜的很，所以五叔每次探亲回家时，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看五叔抱着120相机照跑前跑后地忙活。家人、邻居，只要在场的，挨个儿地拍摄。过上十天半月，五叔归队了；再过上十天半月，邮差就会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厚厚的一摞照片。大家就围上了，兄妹们一边嘻嘻哈哈的翻看，一边大呼小叫的议论。奶奶，妈妈，婶婶，二哥，姐姐，弟弟，妹妹，邻居……一张张面容不同，姿态不同，但一个个都是喜气洋洋的，而每张照片的背景，都离不开那棵花儿盛开的石榴树。

不知不觉中，石榴花落英、结实变作了石榴。为了防止石榴长虫子，二哥不知从哪儿打听了个“偏方”，弄了些“六六”粉来，一份一份分放在薄薄的纸片上，然后包成一个个小包，再爬上石榴树，一包一包塞在石榴嘴里。石榴越长越大，表皮光粘粘的透着光泽，有些眼看就要炸开了。到了仲秋前后，石榴长成了，摘下几个掰开，石榴子儿密匝匝的，宝石样的晶莹。取出几颗放入口中，冰酥酥、甜丝丝的沁人脾胃。那年的石榴果然没有一条虫子。

天气一天一天变冷，绿色的树叶变成了黄色。风一吹，扑簌簌地落下，树下便金黄一片，而树上却变的光秃秃的了。到了冬季，石榴树象进入了冬眠，一身素净，任寒风吹拂，雪花飘落，只悄没声息安安静静地伫着，生铁样的树枝挂满苍凉。

从冬到夏，从夏到冬，年复一年，石榴石就这么随着时令枯荣。

19岁的时候，我去了外地上学，等再回来家已经搬离了老宅，之后石榴树就见得少了。接着又去了更远的地方读书、工作，虽也时常回去，但都来去匆匆，能见到石榴树的机会，也只有春节前去给大门贴对联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按乡下规矩家里三年不贴对联，也就没去废弃的老宅。前几年大年初一，一家人围着电视聊天，不知谁就说起了石榴树，于是一群人就厮跟着出来了。宅子已荒芜，院墙坍塌，瓦砾遍地，石榴树也似乎矮了许多，而且枝条残缺，衰老的没了生机，只有胳膊粗细的主干依然挺立着。邻居说，你们搬走后，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玩耍的乐园，尤其是石榴树，整天有孩子攀爬在上面摇来晃去。“但别看这样子，一到春天石榴树还照样开花结果呢！”望着眼前的枯树，不由就起它当年繁茂的样子，想起石榴树下度过的欢乐的童年时光，接着就一阵唏嘘。

到了来年，这石榴树真的还会再开出炎炎的红花吗？

20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