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存在的一些症结。当代艺术曾经很热闹、很风光，但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发现初期阶段的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很深的欠缺，即缺少根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的，或者说能从时空中走来的能代表中国人自信、冷静、平和心态下的一类创作，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些披着反思外衣的自虐、暴力、无病呻吟和低俗媚外不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更不是未来，我对这个感觉很强烈，想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来做一个能够本土化的当代艺术。这在目前可能是小众，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孙晓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打一个比方不知道恰不恰当：大家在艺术创作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寻找一种视觉冲击力，当下有相当多的一批人，他们的表达方式、趣味取向和与观众产生的共鸣点多是西方式的，但另外一批，比如你说的70年代以后的一批人，同样在寻找视觉冲击力的同时，更希望和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更有传统文化的亲和力，与中国传统的精神和趣味更好的衔接。

徐松波：对，我们回顾下刚才的讨论，有两个事实：一个是早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是在西方语境审视下进行的，实际上是西方式的；另外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还只是初期和实验阶段，是为后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成熟和本土化做铺垫。当然，反思和批判是前期的主流，而我要关注的是这之后的，我想要去肯定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本土文化中的部分。

孙晓飞：接着“先破后立”这个话题说，假如你认同这个观点，而上一批人已经“破”完了，你在想立的时候怎么做？

徐松波：我认同这个观点，当代艺术的出现有其不容辩驳的积极意义的，但当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并越来越呈现为一种流行图像的泛滥的时候，也许就到了我们去反思的时候。反与被反，我们自觉地想要去寻找传统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这应该是一个经过观察和反思之后，能从时空中走来的当代中国人的觉醒和责任所在。

    孙晓飞：就你自己的画面来说，“玄奘”的“远足”和“问道”是去寻找这种精神合适的途径吗？

徐松波：远足也好，问道也好，其实是中国人很需要的一种精神，寻回我们的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找到民族中比较优秀比较精华的东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于一个民族长久的发展来说，必须要有一种“问道”的精神，持久的精神，还有一个远足的精神，实际上这是说的一回事。

孙晓飞：就是说需要一个艰苦历练和探寻的过程。

徐松波：对。我们要去重新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优秀的东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孙晓飞：在你的画面上，经常能看到汉唐盛世文化的气息和线索，你如何看待自己对这两个时代的情节？

    徐松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成熟阶段就是“汉唐”，而“汉唐”文化继承最好的并非我们自己，而是邻邦日本。作为一种精神和气质，我们已经断代很久了，我们不乏清文化、明文化，再往上宋文化也还可以，但止步于此。作为传统东方文化圈的中心，这部分欠缺是要小心修补和重建的，否则中华文化就是欠缺的，文字记述上的完整不等于真的完整。

    孙晓飞：你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到关于70后画家的历史责任问题，这一问题在面临重新树立中国当代艺术面貌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更突出？为什么是70后的艺术家？

    徐松波：从年龄上来说，70后这一茬艺术家基本上在30到40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再年轻一点可能他们的经验和阅历还少，有些事情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往上看前辈，他们正是我们当前时代艺术领域风云变幻的主角，他们的整体能量已得到充分释放，下一棒的接力只能是70一代了。70后这一阶段的人除了年富力强，在技能、认识、阅历上的积累也逐渐趋向成熟，应该可以很好的发挥和表达了，所以这批人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感。往远看，未来的主力可能是新一茬成熟起来的年轻人，他们自会有独到的优势，但现在还不是他们，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孙晓飞：就我看来你的绘画中其实有一种“以复古为更新”的创作方式，就是将一些传统的技法表现和历史素材相糅合，画面具有历史沧桑感，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方式？

    徐松波：我觉着艺术家创作价值的体现一定是因为独立和不同，而不是趋同，未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成熟格局一定是由多元的不同的艺术家个体共同构成，我们都是这种多元的、有希望成为成熟艺术家的个体。我们自我的实践和真诚会构成未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每个人是不同的，每个人是真诚的，每个人是在持久的实践，这些众多的个体会构成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