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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画看着是繁荣了,各种展览接踵而至,尤其在北京,可说都应接不暇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却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见到美术院校的招生,一些好的学生(一般的说法是美术基础好一点),都不愿意报考中国画专业。这两个问题有什么联系吗?我没有仔细去考虑,只是觉得,都算是和美术事业有关的现象,那么我就想问,今天的繁荣背后有没有问题呢?
我无意批评美术现状,因为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可能是孤立的独立于我们生活之外的行为。在精神世界里,也许没有比艺术更为真实、更为具体地反映一个社会的面貌了。这样说来,我的想法显得有些无奈。——但愿这不是事实,或者是短短的一瞬。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谈两点看法。首先是写生问题。
我们见到的中国画家所谈的经验中,最多的是“笔墨问题”,这就暗示着,笔墨已经是中国画家追求的目的,是至高无上的了。为什么只有谈笔墨我们听起来才舒服呢?笔墨果然是那么抽象、那么超脱出内容之外的内容吗?
听说那一年(60年前后)潘天寿先生来鲁美,有学生问他:表现炼钢工人,火光映照在他的脸上怎么画?潘天寿先生的回答是:避而不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依据潘天寿先生的学识其中必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都是有针对性的。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换句话,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画语言画今天的现实人物,能说放弃吗?作为我们民族视觉艺术的最重要的形式,能够不关注今天现实中的人吗?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对于艺术都有自己的创作习惯和欣赏习惯,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语言的特殊性涉及了艺术的本质,或许事情就是这样。但我们还要提醒自己:传统具有广阔丰富的涵义,它不会是简单的符号和一些抽象的样式,可惜我们看到,大家所追求的往往正是这些东西。想象一下吧,我们学习绘画也往往是从这里入手,从符号和样式入手,——对象变得不重要了,这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明一种观点:今天绘画的困境都是与此有关。并不是我们不理解传统的技巧和表现方式,相反,是我们不理解现实 ,不理解艺术何为了。
我知道我的想法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有意思的是,许多问题我们看似清晰明了,实际呢,大家经常重复着同一种错误。现在说的绘画以样式为目的,就是属于这类改不掉的习气。记得一位画家在一次花鸟画的讨论会上,他没讲什么,只是叨咕着作品的内容:梅、梅花、墨梅、白梅、绿梅、红梅、雪梅------鹰、苍鹰、雄鹰、鹰姿、飞翔的鹰------一口气说出二十幅之多!而我认为,问题不单是在这里,那些画面的画法是那样相同!原因其实不用分析的,中国画的传统讲究画法,什么都有规矩,就像学书法一样,只要做好临摹练习就是了。我想有过绘画经验的人都知道,学习一种方式,就是学习一种标准,这也是我们非常理解潘天寿先生那种态度的缘故。但是,假如对传统追随仅仅是在形式上,那么这种传统就成了躯壳一样没有意义的东西了。
的确,我认为写生非常重要,甚至认为这种方式决定绘画的命运。假如我的说法不错的话,那就是,我们把绘画的批评标准放在客观对象之中,而不是画家的主观态度上。这会带来什么变化呢?还举表现炼钢工人的例子吧:炉火映红了脸膛,这是事实,画家的能力在于怎样叙述、怎样描绘和怎样处理。但还有一种事实,就是“我”与“炼钢工人”相遇,这应该不是人为的设计情节——我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经历,我们的生活感受只能从这里开始。就像我们遭遇上山下乡,遭遇学大寨、修红旗渠、批林批孔等等。我们的情感依附于具体的事件之上,才可以产生作品。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情感随心所欲的发挥,这就容易产生宣传品和不适当的东西了。作为艺术家应该是以冷静的心态,像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面对事实。这时候,你就可以感到,炉火映在脸上究竟应该红得怎样,用哪种颜料表现更合适,这就全在于观察了。那是一种具体,作品因此而深刻。福楼拜曾经这样告诉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福楼拜的这种追求“唯一”的对待艺术的精致态度,对我们应该是有启发吧。我们还可以想想他描写的人物,那是早已超越作品成为一种“存在”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福楼拜的文学成就,把生活的准确形象描绘给我们,在他的“客观”“真实”的观照下,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现实,这样的感动,才具有公正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整个文学和艺术 事业的基础。
再谈另一个问题,关于创作。这样说过,我就开始怀疑了: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呢?还有不需要创作的作品吗?即便我们画一个苹果,它还是原来的苹果吗?作为一种概念,创作这话我们已经说了许多年,大家早已习惯了,接受了。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其中的问题了。为了创作——我们常常这么说,我看见学生们准备毕业展览那几幅画时,搞得非常紧张和苦恼,为此我也费尽口舌,但是收效甚微。我仔细想过原因,思维上的定式一经形成,其实就很难克服和改掉了。这与前边谈的问题有些一致。
绘画不同其它的艺术方式,它的内容是由画面来完成的。我的理解是,创作就是有话要说,然后你要寻找到一种表现手段,直接的说出——把对象转移到画面,使人能看到就是了。我们想想梵高画的一间卧室、一双鞋、向日葵、一片稻田和天空,不就是这样吗?还有,我们看看卡夫卡的写作态度吧,他认为似乎只有写作给予了他生活中“内心深处的力量”。他还做过发人深省的表述:“写作是一种欺骗”,“写作是甜蜜的报偿”,“这是对为魔鬼服务的报偿”,如果写作不成功,他就像死去的甲壳虫,“就会躺在地上并被扫地出门”。我们知道卡夫卡的写作是出于对现实的恐惧,因此说,他是为了自己而写作——梵高不也是这样吗?
一般的说法是,听命本性真诚表达自我的作品往往显得有意思。我得声明,这并不是说我主张在作品里可以放纵情绪,相反,我倒是觉得艺术家应该懂得节制,因为艺术不是个人的事情,作品也不是个人的东西。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情感,而大家却是愿意仔细去听。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个人主义者的追求,常用的方法就是强调自己的一套,并且以势欺人。因此,他们提供的“现实”非常明显地暴露着问题——不会使人信任。最好的做法正是福楼拜告诉我们的那样¬¬:作者以看不见的形式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为了自己却是放下自己,这意思说透其实不难。这就迫使我们不仅要对自己有所了解,而又要在广阔的范围里,以历史的眼光,关注人类。艺术家把自己交给了作品,也就交给了更有价值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创作其实是表现了自我牺牲的一个过程。因此,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总能超越时间而成为不朽——成为我们的传统了。我得承认,这里面有我对于艺术的态度,那是一种信仰,我把它看成是生活的需要,否则,在这并不理想的世界上我的精神将无法得到解脱。尽管这种认识属于老生常谈,我得说,我的见识只是如此吧。
对于画家至关重要的,不是绕来绕去的冥思苦想,首先是拿起笔来。创作——我们暂且还是这样说——就变得简单了。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画家的那些好的作品,还有我举出的外国油画家和小说家的例子,在艺术上,我认为,最好部分所体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点无须多讲。如果我们有一把尺子,用它可以丈量自己,这把尺子就是客观——我们所绘画的对象,而检验人又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有意义的现象了。我极力主张绘画作品对于作者的作用,绘画的过程由画家自己来把握。现在的美术展览和评奖活动,好像是公认的最好方式,为了展览而画画,这就带来了绘画心态的不正常。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参加一次美术创作学习班,目的是为了省里展览准备作品。大家围在一起,听文化馆老师和有经验的人琢磨表现手段,为作者出主意。那是描写知识青年创业获得丰收的情景。最妙的主意,得到大家一致赞扬的是:一位老贫农笑呵呵伸着拇指和食指,比划着“八”。意思是说,通过青年人辛勤的劳动,今年粮食亩产达到了八百斤(我忘记了,也可能是八千斤)!这个动作看起来是具体的,不过它是依靠逻辑推论的设计,这就很难做到客观和真实。绘画的形象,我想应该是直接的描绘,通过感受去获得。画家的兴趣是在绘画的对象之上,而不是从结论开始。绘画语言也不可能像新闻报道那样准确。我把这些往事写下来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种凄凉。花费那么多的心思,去揣摩别人的心理,显然存在一种目的。为什么不画一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呢?即使作品没有参加展览,过后,今天再看,会不会觉得有格外的亲切之感?——我们已经把绘画的目的转移了,尽管有道理,但是,我知道,很少有人能坚持,因为,这种做法舍弃了利益。
我打算把我的意思概括一下。创作,现要说是作品了,所以我们感到困惑,是因为最终与社会见面的方式。我们把他看得太沉重了,以为只有参加那种大型的展览才算成功。而我觉得,作为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实际上,交流有多种渠道。随便的,平和的,什么方式都可以,只要是有利于我们的“说话”。几个朋友聊天,不都会感到很好吗?我们拿出自己画的东西,大家看一看,甚至我觉得自言自语也未尝不可。通过绘画我们感到了自身的存在,其实这种方式也可以说得壮观一点:那就是著名的西绪弗斯的神话。他把石头推向山顶,那时观看的只有他自己——这也就足够了。他的行为的价值,我们说也许正是在于为了自己——他使自己感到充实,他蔑视命运又创造命运。所幸的是我们知道了这种事情。那么,感慨会是什么呢?我想,脚踏实地,面对现实,感谢它的给予。在这个丰富、复杂、捉摸不透的世界里,人的工作应该像自然一样,我们的追求应该体现出这样的内容,——这就是生活的准则吧。
作者:赵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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