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讳言，邸乃壮的“走红”大地艺术的艺术形式，受惠于克里斯托(Christo Javacheff)用直径为8米的一千把巨伞组成的一个长龙阵式的大地艺术作品。所不同的是，克里斯托的巨伞长龙和他以前制作的《山谷幕》及《绵延的栅栏》，立足于运用布的遮蔽、阻隔性质造成的视觉的中断和想象力的延伸，以体现出艺术家对外部自然景物的形态的改造和语义的转换，其目的在于表达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这是以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为基础的。然而邸乃壮对大地艺术的探索，却起因于他对还原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的视觉语言的思考。在92年9月，一条长达5公里的白布分数条，从北京西郊的八大处的山顶垂挂而下，远远望去，似几条白练飞瀑在山林中披悬;6000把红伞和4000把蓝伞，则分别把两个山头染成红和蓝色。这个名为《天泉山色》的艺术作品，在将白布与红、蓝雨伞视为青绿山水画的彩墨颜料而与大自然的林木山形相结合的背后，透露的是人与自然合和交融的中国式自然共生。随后，93年1月完成于哈尔滨的《穿越》和93年9月完成于北京八大处的《天符》，都是他依循自然与人共生的观点而制作的。 　　可以看出，由对白布、蓝伞、红伞、刻于岩石上的字符等等众多大地艺术语言符号的摸索和尝试，经过不断地排除，到集中而唯一地选用红伞作为大地艺术的语言符号，邸乃壮经历了对艺术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和意义认识的根本性转变。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应该强调对其所处环境和社会机制的关注和切入，作为对架上绘画局限性的突破，装置艺术、景观艺术、影像艺术和行为艺术、运用各自的媒介，拓展了视觉艺术的范围，自然环境和社会机制中的某个部分成为视觉艺术的载体，起到嫁接艺术家主体与社会公众的作用。然而，这些媒介的拓展和变革，在中国并没有带来比架上绘画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接受面，反而招致后者的困惑和排斥;一厢情愿地拓展媒介，不考虑媒介原有的自然的、社会的属性及其在社会机制和自然环境结构中的位置，势必使这些被拓展的媒介形式处在一种过犹不及、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天泉山色》、《天符》和《穿越》的视点在于借用大地景观与人为现成的相互融合，在视觉上还原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的意境，这种艺术家与自然的一对一单向度关系，决定了它的创作模式依然没有迈出架上绘画中艺术家面对画布或画纸的范围，因而也就在根本上没有借助作品对社会公众接受机制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必须赋予作品以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动力机制，才能借助于这种动力机制，达到对社会接受机制的作用。 　　给艺术作品录找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动力机制，就邸乃壮而言，是分为几个步骤实施的：<一>在选材上，排除白布、蓝伞等其它语言材料，选用便于制作和运输、安装的红色伞作为大地艺术的语言材料，由数以万计的普通红伞根据中国艺术聚散神韵的视觉张驰关系结群而置，又移动于不同的时空中，由静而动，由近而远，在中国大陆甚至在整个地球表面形成一个走动的红色团块，这是“走红”命名的视沉因素。<二>当下大众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流行和时尚，将文化和商业上的成功者推到流行的地位上，则是“走红”命名的文化因素。<三>“红”在中国文字中带有吉祥和祝福的含意，无论是对于某个个体的人还是对于群体性的阶层，机构和地区，都是可接受、愿接受的，这是“走红”命名的心理因素。<四>“走红”艺术的这三个方面的语义因素对于公众接受的影响，是通过采取“走红观赏游园会”的大众认可的形式施加的，后者正是“走红”得以走下去的社会动力机制和核心。 　　如果我们把这种大众式的“走红观赏游园会”的形式视为大众话语机制，那么承担着它的上下文关系角色并对之形成交叉关系的，便是作为艺术家个人创作的语义因素的个人话语与作为决定大众话语机制如何存在的政府话语。 　　从“走红”大地艺术所经过的十几个城市及其所属省、直辖市各级政府机构的批文和通知材料，以及各地传媒将其视为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创造丰厚的经济效益的榜样的大量报章，不难看出，邸乃壮创意的“走红”大地艺术这个原本是艺术家个人话语独领风骚的活动，是如何置于大众话语机制之中，与大众话语和具有决定权的政府话语发生关系的。邸乃壮首先在自己的话语中引入了大众话语的机制，消解了架上绘画艺术与商业操作分为不甚相关的前后两段的关态，视艺术与商业操作为一个整体，赋予个人话语以不断派生、发展的社会结构里的动力机制。显然，大众话语机制作为当代中国普泛的文化模式，是与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模式的社会动力机制密不可分的，它们是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支柱，自然也就会引起政府话语的关注。政府话语的关注和参与，是因为“走红”这种个人性话语，能够丰富、改善大众话语，而这是政府话语的单一性所不及的;大众话语对个人话语的接受，是出于对前面所述个人话语语义的文化因素——流行和心理因素——吉庆的喜好。大众话语和政府话语对于“走红”的诠释，丰富了个人话语的内容，因为作为这两个话语中的具体的个人的诠释，并非出自正常的艺术观点或思想，与艺术院校和艺术博物馆、展览馆等机构中的个人看法不全相同。更重要的是，在邸乃壮以个人话语同大众话语和政府话语反复接触、讨论、申请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运用现实社会的机制，通过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等利益的保护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商业操作规则，来卓有成效地让个人话语对大众话语和政府话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走红”目前的发展势头看，它每到一处，都曾轻重不同地激起政府话语的判断，或许这种判断不是艺术判断，但就能有效地、实在地引起政府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判断而言，是可贵的。的确，“走红”这种个人话语在社会结构中有时还扮演了政府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关系的检验器的角色，这恰恰说明，“走红”大地艺术对大众话语机制的切入，是多元的和有效的。 　　总之，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作为艺术的个人话语要想对历史和现状投以关怀并产生切实的接受影响，就不得不考虑大众话语机制，对于非架上的各种艺术形式而言，更应实现艺术观点的位移，位移到对大众话语机制和政府话语的认识上，这是媒介拓展与变革自身的要求，也是此类诸种艺术形式对大众话语和政府话语所应承担的艺术责任。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