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达斯 录像作品展”将于2017年10月8日起在OCAT上海馆呈现。希望这篇访谈的内容能在展前帮助观众们对这位艺术家及其创作、观念有所了解。敬请关注我们的展览。

与安东尼·蒙塔达斯的对话

对话人：约瑟芬·博思马（Josephine Bosma）

原文发表于：1999年12月

对话上半部分

约瑟芬·博思马：但是仍然有艺术家只选择而且最拿手一种特定的媒介。如果他们的作品没有被认可，仅仅是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媒介还没有被认可用来创作艺术？他们会有疑问。

蒙塔达斯：还要多久，三个月？还是六年？

约瑟芬·博思马：你说这是时间问题。那这是不是说明艺术批评应该先观望，展示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先去评论？写报道来代替批评？

蒙塔达斯：不，一代艺术家需要去适当地建立一代人对他们的作品的书写、分析，或者理论化，把他们的作品引上一条合适的道路。做作品的同一代艺术家应该去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代人书写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展示作品，他们也应该去对作品如何产生进行理论化，把作品置于相应的语境中。正在书写的人了解这种媒介，他们知道怎么去传播，去讨论，去评论那些作品，因为他们很可能了解这个媒介。评论绘画的人是不会去阐述一个网络项目的，因为他们不了解这种媒介。我想说的是，任何之前历史上出现过的媒介都需要建立它们自己的理论，去创造自己的书写和认知方式。我不想说这是必须的。我没有这么武断。回到之前我说的团体的话题，成为同一群人，这应该是一种相对宽容的理解和感知的方式。来看这到底有没有意思。不只是因为他们来自特定的一代人、团体、国家或者持有一种观点。让这发生是需要时间的。有时更需要时间来拉开距离。我能看到有人之前在一个团体里，过了一阵子可以退开点距离看，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我可以说这不是因为一个媒介是新兴的，这是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再去思考这些作品。

现在事情变化很迅速。摄影的变化、录像的变化、网络的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拿Robert Frank举例子，他是很重要的一名艺术家，现在大约七十多岁。他在电影和录像中作为摄影师拍摄了最重要的摄影作品。他是什么时候被认可的呢？可能除了他的一个早期作品，后来在他人生中有十五年的时间是不被看好的。他是近几年艺术界最有贡献的人之一。现在大家在三个月内就想被完全认可、出名。从某方面来看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成名对于作品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我喜欢事情不要变得太显眼。你不断创作，你就有可能创作出新的作品，你的作品就可能被更多地展出。这不是为了赚钱，你不需要过多的成功和知名度，足够就行了，你需要保持你的独特性，因为当那一切发生的时候，你完全被吞没了。你成为了热点，那之后呢？可能就是不受关注。完全是另外一种境遇。我认为保持一定的水准去提高作品和保证去创作作品的可能是很重要的，同样还要让自己的观点融入到问题和争论中，有助于那些讨论，但是成名和成功我完全不认为可以起到什么帮助。

Robert Frank

约瑟芬·博思马：时间和距离因素在你作品中重要吗？

蒙塔达斯：我所有的作品都花了很长时间去创作。一个项目做了10年，一个7年，还有一个3年。第一个网络作品（《档案室》）的想法92年就有了。地毯项目（the Cee Project）花了我9年时间。

地毯项目（the Cee Project）

时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当我觉得急迫、刻不容缓的话，我会困惑的。及时对有些事是好的，但是有时也需要距离来获得视角，获得一种更有机的发展。有机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样的，和你创作的语境有关。如果你在巴西，那创作的过程和在加拿大或者荷兰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时间的感知和看法也会不同。我们在相同的速度和时间下分析每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在以这种方式摧毁文化特性。一个项目会花费它所需要的时间。你总是能说需要一个月，但是可能会更久。

约瑟芬·博思马：是不是每个艺术家在他事业或者创作生涯的某个阶段都会关心艺术市场？就是他所接触的体系，所要参与的社会关系网。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会看到你的《框架之内》（Between the Frames）这个项目的原因？这可能也是因为在80年代艺术市场势头太好，太关注于金钱和艺术品的升值，所以在你的作品中急需去探讨这一方面？

《框架之内》（Between the Frames）

蒙塔达斯：我认为我们都是市场的参与者。每一个人。甚至那些完全站在局外的人。我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这取决于怎么看待一个环境，取决于人们怎么去分析，取决于作品的种类。事实是我们活着和存在着我们就是市场的一部分。我们所生活的结构完全依赖于经济。就连最边缘的人，通过反对、通过选择是否成为局外人，也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

我不认为有艺术家是不参与市场的。市场的出现是必要的，就像我们也需要美术馆、画廊和评论家。这是历史的构成，会出现也是因为有这些需要。80年代，可能还有其他时期，都有某种形式的支持者（constituency）。这样的角色和市场环境过多的话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对角色的转变、权利、金钱有很大的影响。我想90年代也延续了这些，但是很多人也有所应对，因为经济正在改变。

《框架之内》就像我做的其他作品，被创作出来有个人的、也有公共方面的原因。在《档案室》这个例子当中触发点是很明显的，是反抗censorship案例（TVE：Primer Intento）的结果和回应。

TVE：Primer Intento

项目是关于西班牙电视的。他们委托了这个项目，我做了三年，但是他们从没播出过。这个作品有关西班牙电视，关于40年的西班牙近代历史，一段“记忆碎片”。我可以用西班牙电视的档案，也可以看到关于西班牙电视台现今和过去的胶卷，那时TVE是唯一的官方电视台。当时我已经生活在美国了，我对西班牙电视的印象是来自童年。它是我过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背景，他们没有播出那个作品让我很受挫。作品是为特定的环境和观众创作的，西班牙观众。所以这个作品是第一个被放入“档案室”的，作为一种个人的处境和公开的事实。

《档案室》

现在censorship不同了，变得狡猾多了，它改变了形态，没那么容易指出什么是censorship了。以前他们销毁书籍，剪掉电影片段，现在它们有了不一样的策略，像几年前质量技术监督是一个理由，来拒绝一些事情。比如，还可以说某些事没有商业价值。然后你就会想：“这是不是censorship？”。实施censorship的人更加狡猾了，因为他们更加了解媒介和媒介的影响。

回到《框架之内》，这是对一段特殊时期（八十年代）的探索，我是在回应那个时刻，也是在回应我的作品。进一步或者退一步看。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当你在一直所处的环境中探索一个很大的命题时，在我的例子中就是艺术世界，你可以讨论非常大的媒体风景，但是为什么不聚焦到艺术体系自身。总之在这上面花了十年之后，我暂时不想再去讨论艺术体系。可能几年之后我会给那个项目做个后续，采访美术馆的保安，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