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澈之音

一

我是去年秋天才认识陈伟明的，他是学报编辑陈建宏的朋友。那一天，他来我们编辑部探望建宏。画画的人碰到一块，虽是初次见面，遇到谈得来的，也免不了濡墨铺纸，来上几笔，以作手谈。当时伟明画的是一帧墨兰，着墨不多却极得兰花情致。在广东年轻一代的国画家中，他的笔墨功夫是极好的，称得上是别通一窦于灵明之境，足以游戏于翰墨之场了。我当时就被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才情所折服，于是把臂入座，治酒剧谈。按过去文人文雅的说法，这就叫“定交之始”吧。

伟明比我年轻几岁，但社会阅历很丰富，也颇有识见，我这个老大哥在许多事情上，反倒要时时向他讨教。有位学界大老曾说陈伟明若是跟随他的潮汕长辈们去经商搞投资，现在肯定已是千万富翁了。大抵这位大老也是有感于伟明办事的利索与练达吧。如果伟明按照这一人生规划走下去，那么广东画坛从此便会少了一名有才华的艺术家了——其实他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精明，甚至可以说他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愤青”。我想，我们之所以能一见如故，正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未曾长大”的心，至于所谓的才华、乡谊倒在其次了。

接触久了，我发现伟明确确实实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待人接物极其豪爽，其实他只是一介教书匠，有时虽也卖点画，但手头并不见得很阔绰。他又是一个性情极通脱的人，平日好言笑，善调侃，喜批判，有名士气。这一点和我最是意气相投。我们都好林泉之乐，即所谓的“烟霞癖”，都幻想着哪一天可以抛却俗务，从此轻舟委浪，往来于烟波云水之间。我平日最厌一身书呆气且逢人必作勤学状的“读书人”，以其近伪而乏真情也，所以我愿意结交的朋友不一定非要放浪形骸不可，但大抵都有些怪脾气。怪脾气，往好的方面说，是“真性情”；往不好的说，那就叫“怪癖”了。不过晚明张岱在他那本著名的《陶菴梦忆》里就宣布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只是身边这种可人儿太少，杭州有一位昔日的同窗——董捷，也是一隽颖之士，有清谈癖，有梨园癖，有美食癖，有诙谐癖。可惜毕业后南北分隔，难得一见，更遑论互道平生。李伟铭老师有一次略带感伤地言及身边的年轻朋友，一个个谈恋爱、结婚生子，为稻梁谋，变得没那么有生气了。伟铭老师的感慨有点没来由，但确实也是——人一旦成了家便很难从容过日了。袁中郎就说过，“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伟明比起“有了妻子”的“我辈”，自是逍遥快活许多，直如四处挂单云游的僧人，也正因为有他的捣鼓，我们一众围城中人方偶尔也有些赏心乐事。其实所谓“捣鼓”，也不过就是在我们称之为“学术中心”的李伟铭老师的工作室清谈、品茗，当然也写字、也作画，黄昏时分便同去附近的一家潮州菜馆小酌几杯，然后踏月归去。经常出没于“学术中心”的还有许敦平、杜宁、陈建宏、邱大尉诸君，这里面只有伟明和大尉“名草无主”（建宏近日苦尽甘来，与意中人终成眷属），于是我们公推伟明为扛“学术大旗”者，大尉则为护旗手，二人也表示责无旁贷，欣然受之。这样快活的日子，不知还能持续多久，因记数语，以作当日之影。似伟明这等才俊，月老岂能轻饶，容他置身“城”外，独享清福，必配以河东狮，时时作狮子吼，以销磨其英雄气。今日之中国社会，“惧内”成风，且看他如何抖擞精神，重振夫纲吧。一笑。总之，真名士夜阑读书作画，又怎能无添香研墨之红袖呢，希望他能踵武建宏兄，早日觅得名姝，不负“名士”之名也。

二

    伟明兄曾经多次和我提起过童年学画的经历。从心理学角度看，童年的经历，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成年后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所以这里很值得一提。和大多数潮汕籍画家一样，伟明来自一个有书画传统的家庭。其父陈廷湧老先生年轻时曾研习国画，两次考取汕头市工艺美术学校，但因家庭成分不好，地主出身，两次均被拒之门外。陈老先生无奈只好去了汕头贵屿镇（潮汕地区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跟从李作耀老师学习画炭精像。李老师阶级成分更不好，是“大恶霸”。一个地主后代跟随“恶霸地主”学画，而且学的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炭精画，日子自然是不好过的。从师四年后，陈老先生躲藏在惠来县山区里面，靠为当地山民画炭精遗像维持生计。后来又自学了制漆工艺，为乡间人家油漆门窗、屏风板。但即使这样低调做人，在那个荒唐岁月里，仍然无法平静生活，有一回陈老先生为寺庙画壁画，被人告发，公社来人把他谋生的工具也没收了。陈老先生这段学习绘画的苦痛经历以及家族的这一段痛史，我想，对于伟明日后的成长无疑是会产生某种刺激作用的。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所以陈老先生将希望寄托在次子伟明身上。伟明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临习八大山人、齐白石的作品，有时也临摹一些李方膺的梅花图和任伯年的花鸟画。后来又拜方时匡先生为师，方先生是晚清普宁籍名将方耀的嫡孙，曾于上海学画。当时从汕头乘轮船至上海反倒比从陆路进入省城广州要方便一些，因为这一层地缘的关系，潮汕地区的画家多师学海上画派，近代以来的学画者也多远赴上海求学，陈大羽、刘昌潮等老一辈粤东画家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自从上世纪50年代全国美术院校分区招生制度确立后，广州美术学院成为潮汕籍考生的首选报考学校，潮汕籍学画者与上海的联系才逐渐淡化，但是由于早年大批在上海学画返乡从事教学工作的老画家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海派绘画对潮汕籍画家影响仍是巨大的。也正因为这一段早年的学画经历，虽然就学于号称“岭南画派”大本营的广州美术学院，但伟明并非墨守一家的学生。

普宁县城里没有宣纸可买，陈老先生有时就带儿子去汕头市区买宣纸，顺便也看看画展。伟明说他当时学画是极刻苦的，当然有时也偷懒，经常跑到屋前的河里游泳，听说父亲快回来了，赶紧从水里爬上来，一身湿漉漉，衣服也不换，先画几纸功课以应付父亲的检查。正是父亲的严厉督促，养成了他日后良好的笔墨根柢。伟明有一件名为《午后》的作品，写家乡故园一角，有几个小孩游泳其中，或许便是对童年经历的一种怀念吧。

就在伟明小学毕业那一年，陈老先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儿子送到广州美术学院念预科班，学习素描、色彩，因为报考美术学院，这两门是必考科目，而在乡下很难得到正规指导。伟明至今还记得那天被父亲带来广州的情景——当时还是暑假，从外地赶回来的父亲命令他赶紧收拾衣物，说要带他上广州。儿子刚开始还满心欢喜，因为可以来广州这种大都市是难得的机会，但报完名，父亲第二天就走了，儿子躲在蚊帐里哭鼻子，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而且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也正因为年纪太小，预科班的老师死活不肯接收伟明，最后父亲签下了保证书，儿子出了任何安全问题都与院方无关，院方才同意伟明入读预科班。我未曾拜谒过陈老先生，但从伟明的描述中，我能猜测出他是一位坚毅、倔强而且带有强烈家长作风的家长。这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潮汕男人，他在改革开放前后即开办工厂、下海经商，为重振家族挣下第一桶金。历史和御用历史学家们开了一个玩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中，较之号称“最有智慧”的无产者，地主的子孙们更容易取得成功——他们的父辈虽然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甚至被恶意妖魔化，但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胆智才略，而这才是成功的最关键处。不过，为了把儿子培养成一名艺术家，陈老先生淡出了纵横捭阖的生意场。在儿子的求学之路上，他倾注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伟明念完一年预科班后，回乡读初中，此后每年寒暑假，父亲都带他来美院读暑期班直至伟明顺利考上美院附中。

有一次，我和伟明坐船游览珠江，指点着岸上的建筑，他能说出哪一家高楼里的画廊，他父亲曾经带他去过，又在里面看了谁的画展。伟明在和我说起这一段往事时，看得出他是很感激父亲的，虽然据他说，他们父子俩都因性格倔强而时有争吵。其父虽经过商，但骨子里是一名文人，性喜兰花，家中天井、院子中植有兰花两百多盆，且多是家乡名品的铁骨素心兰。伟明的喜画兰花，大抵滥觞于此吧。我一直认为潮汕地区是少数几个至今保存中华传统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强调家族荣誉感、大男子作风、家长作风……诸如此类民风习俗，无论好的还是坏的，一股脑儿全盘继承下来。我想，伟明兄此后的励志苦学，显亲扬名，不正是古人所说的“孝之大也”吗？就凭这一点，陈老先生当日放弃手头上的生意而改为培养儿子的“豪赌”，已经得到最好的回报了。

三

    陈伟明山水画的一大特点是作品多从写生中得来。收在这本画册里的国内写生有太行山、雁荡山、鼎湖山、西樵山等地的现场写生作品；国外则有法国、土耳其，柬埔寨吴哥窟、尼泊尔加德满都等地的写生作品。写生虽非岭南画派独创出来的新方法，但我们在同时期内，确实很难再找到另一个画派如此强调写生。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关山月晚年仍以“踏遍青山人未老”自勉，这一种创作取向，深深影响了广东山水画坛的后学者。

无疑，这一批域外写生作品，是这本画册中的主要亮点，也应是伟明身处异国他乡时的心迹的一种真实流露。随着艺术视野的开拓，中国画如何表现国外题材、时代空间，是现代中国画家面临的一大新课题。伟明以传统笔墨为源，以山水画意境为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技法，对国外题材的表现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记得有一次他向我展示这批作品，一边打开作品，一边又回忆起许多当时的情景，某一些难忘的时刻就凝聚在这尺幅之间了。他说，《吴哥窟写生》是在落日时分现场写生的，当时吴哥窟内已空无一人，他独自在里面写生，四周静悄悄，独亨此一片禅意。我想，在这种情景中创作出来的作品，大抵和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或者照抄照片的作品，其艺术水准是有天渊之隔的。

现场写生，最难的地方是如何将古人笔意用于描绘实景，但也不必抱着古人的清规戒律来束缚自己。有的画家对现场实景视若无睹，照背古人笔法，名为某处山水“记游”之作，其实则是刻舟求剑。不过，虽说一地有一地之神采，画何地宜肖何地，写某山宜切某山，但过分强调形似，未必就好。有的画家到了写生现场，模山范水，亦步亦趋，反倒少了许多笔墨情趣了。伟明以如海之才拈生花之笔，兴之所发，任意为之，虽寸缣尺素，而有浩瀚千里之势。又能以各种技法组织不同画面内容，左宜右有，翻新出奇，观其磊落使才，洵属斲轮老手。或淡墨数笔，或积墨成山，或放笔直去，或工整严密，无不尽其笔意。其妙在神情之际，瓣香前贤但又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格。

四

陈伟明是一位极富于才情的年轻艺术家。虽然他从附中到研究生的求学阶段都在广州美术学院渡过，但刻板的学院教育丝毫没有削弱这位青年的艺术才情，实属不易。在向来重法度、轻才情的当代广东画坛，陈伟明的出现，无疑打破了我们对岭南山水画的固有概念：原来在紧贴现实、大红大绿之外，岭南山水还别有一种清旷幽远的品格在。这一种品格虽然被严密的教学体系击倒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度销声匿迹，但可喜的是，我们在陈伟明创作的山水画中又重新看到这种久违的品格。它犹如熙攘市井声中的一曲清澈之音，化育我们的心灵，并寄托我们对人生、对历史的思考。以伟明的艺术才能，本应亨衢直上，谁知他大学毕业后四度考研，研究生毕业后又待业三年，蹭蹬如此，真造化之弄人也。或许我们也只能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来安慰伟明了，毕竟，他在一大批长期信奉“岭南画派”律条而在坐井观天式的仰视中不知不觉形成思维惰性的广东画家当中，显得那么的另类。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就在本文完成之际，陈伟明终于被母校公聘为山水画专职教师了。

清代朱彝尊《论书亭集·论明诗书》曾经这样赞誉明代岭南诗人的诗学成就：

夫离支为树，其柯叶无以大异于凡木，当其薰风被，垂朱实，问其种以百数，虽下者可无敌四方之珍果焉。况夫凝冰、挂绿种之尤美者乎，顾吴越夸以杨梅，燕齐夸以频婆之果，闽之知味者笑而不应，则以中有所得，自不迁于所好也。

岭南佳果荔枝（离支），可以笑傲江南的杨梅、华北的苹果（频婆）。同样道理，近代以来，广东的山水画成就也和京华、江浙两地不分轩轾。这一格局从民国以来就是如此。江山代有才人出，从建校以来，广州美术学院山水画领域名师辈出，从关山月、黎雄才，到林丰俗，再到张彦（陈伟明的研究生导师），可谓薪火相传。关黎两位先师一开岭南山水画坛未有之生面，用作后进津梁，其功甚伟。而林丰俗则将自己的感情和笔墨投注于南粤风物，一山一水，一花一树，在亲切祥和的氛围中营造出独特的绘画风格。张彦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传统，转变为面向真山真水的对景创作，是引领新风的画家之一。以上所提数位山水画家，一家有一家之面目，绝不雷同，而他们一脉相传的则是岭南画派勇于开拓进取的革新精神，而不是某些格法——正如画史上真正继承董其昌绘画观念的，不是“血战宋元”、以得黄子久“脚汗气”而自喜的“四王”，恰恰是目无成法、“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的八大、石涛。所以，陈伟明虽是同辈山水画家中的翘楚，也形成了一定的个人面貌，但我对他的期许不止于此。“登高履远，以期广大”，作为广州美院中国画学院新一代的山水画教师，如何走出一条新路，是接下来一个值得他思考的问题。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写画评了，倒不是爱惜羽毛的缘故——我还远没到那么自负的程度，只是忙而且懒而已。但是伟明兄的作品集出版，我一定要写点东西，俾岭外知我粤中有一后起之秀，足可与彼间颉颃，故而何敢辞一序之劳也。

                               辛卯仲夏李若晴于投笔斋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作者：李若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