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俗花鸟中的都市意味

---------赵弥的作品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四川地区的油画就在现当代美术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伤痕”美术到“乡土风格”，到’85新潮时期以西南艺术群体为代表的“生命之流”表现主义画风，90年代，四川地区的油画创作开始不仅局限于地域特质，而是将眼光投向全球化和都市化，市场经济和都市进程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看方式，90年代的四川油画更多地从“乡土”转而关心都市，以及都市对人在情感、生存等方面的异化和物化，在风格上则更多地受到波普艺术以及以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为代表的艳俗艺术启发，90年代的视角比起80年代来说更具现代性、开放性，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在整个90年代所集中关注的问题。90年代关注点的转变直接导致了2000年以来四川当代油画的风格多元化时代的来临，除去波普风和艳俗风，卡通元素、抽象等等也加入当代油画的创作脉络。在多元化时代，70年代的艺术家如何找到突破口从而奠定个人的艺术风格是至关重要的，就像70后艺术家赵弥所说的那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画家处境都比较尴尬，前有60年代周春芽、何多苓这样的‘伤痕一代’，后有创作力更为旺盛的80后一代。”危机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个人风格的形成，由此四川70年代画家发出的声音才能够使更多的人听到。

赵弥的花鸟画创作以彩墨与油画两种形式为主，受家学的影响，赵弥对中国画也有独到的认知，这种认知体现在花鸟画创作当中，呈现出来的便是如《鹤顶红》系列、《牡丹亭》系列中的中国画造型意识。仙鹤在中国绘画传统中一向是吉祥、长寿、清高的象征，而《鹤顶红》系列中的仙鹤形象却令人吃惊：尖利的长喙、瞪圆的双眼、细瘦的脖颈、坚硬的利爪，鹤所具有的形体特征在赵弥的画中被夸大，尤其是画中之鹤白眼向人的神态，不难让人想到八大山人笔下禽鸟之冷淡讥诮的情态，赵弥的中国画家学传统便在这里与他的油画作品产生了共鸣，然而赵弥笔下花鸟的审美趣味并不是文人式的，这可以在《鹤顶红》系列作品在2009-2010年的发展中得到印证：这一阶段的仙鹤形象，在此前的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夸张，除去更加尖利的爪喙之外，仙鹤的毛色由洁白转向灰暗，或是一种艳俗的斑斓，仙鹤之神态由讥诮变为狰狞，在《鹤顶红》系列中有一幅，可以看出是借鉴古人之“放鹤图”题材，然而画中的仙鹤形体庞大，占据了大半天空，如同怪兽一半衬托得下方的城墙和人物极其渺小，这与“放鹤图”所象征的文人隐士雅逸安宁的生活图景大相径庭，一种焦虑与不安交织的情绪却从画面中释放出来。2009-2010年的《鹤顶红》系列作品弱化了之前的松枝花木背景，却加入了渺小的人物形象和如同废墟一般的城市剪影，继承四川当代油画对于都市对人的异化和物化的探索传统，我们不难看出赵弥的仙鹤形象在古典余味中所具有的现代情趣和都市情趣，尽管这种情趣是在焦虑不安的气氛中得以实现的。

赵弥的《牡丹亭》系列同样体现了这种现代情趣和都市情趣，在朦胧灰暗得有些超现实主义的园林背景中，一朵朵以艳俗手法画成的牡丹从地缝当中破土而出，而画面中往往伴有扭曲的女体，与牡丹相比，渺小暗淡得几乎不能引起注意，似乎被硕大得诡异的牡丹吸取了生命力一般孱弱无力，古典框架中注入的当代情思使得画面更具视觉冲击力，也更具性感与情色的意味。就像王林先生在2009年“多棱镜”当代艺术展的展览序言中写道的那样：“赵弥的花鸟画，更是以大红大绿的艳俗图案，在展场中让人眼前一亮，真女人自慰形象的暗示性与冰裂纹血痕的挑衅性，使他笔下的牡丹花成为关于情色的暗喻。赵弥的作品以自己独特的前卫视觉手法，表现了中国70年代和2000年代的不同文化娱乐符号，以新颖的绘画表现技法诠释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视觉情趣。”

而近期的以文人山水为主要图式的作品则是试图探求东方精神回归的重要尝试。

由于家学浸染，赵弥对于国画的情感是极为深厚的，他的国画风格师承石涛、髡残，渐江。走的是文人传统一路，然而作为艺术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自身风格的不断突破创新，以及对题材、媒介、手法的广泛涉猎和不断实验，如此才能够呈现出今天这样一个自身多元的艺术面貌，赵弥花鸟作品中体现的都市意味作为多元的四川当代油画中的一份子，是其自身的多元才会带来群体的多元。就像赵弥在访谈中自述的一样：“艺术是曼妙而不可言的，不确定性就是艺术。它不属于一个可以被完全定义化的范畴。但可以肯定地说，创造和发展艺术，就是我享受生命的过程。”

 

 

                                             皮力        2011。5

作者：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