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中的传统与艺术自由

——批评家吴永强与艺术家赵弥的对话

 

成都艺术家赵弥出生于艺术世家，是号称“蜀中四老”之一的著名国画大家赵蕴玉先生的嫡孙，近年来在国内艺术界声名鹊起。其创作横跨国画、油画，也在装置等当代艺术领域有成功的尝试。其成就受到艺术界、评论界的广泛认可。本期我们邀请到赵弥本人和著名文化学者、艺术批评家、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永强先生。二人将围绕赵弥的创作活动，就当代艺术的诸多问题展开一次对话，以飨读者。

 

吴永强（以下简称吴）：赵弥先生，在成都、四川乃至全国，你都是一位有名望的艺术家，在创作上横跨国画、油画和装置等诸多领域。尽管这种艺术上的跨界行为在欧美早已很普遍，不管艺术家还是观众都不陌生，不过，在国内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还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国画家就应该是国画家，油画家就应该是油画家，否则不地道；尤其是，当人们看到一名画家同时又做装置或者甚至又搞行为艺术时，就更认为他不务正业了。这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关于艺术家专业身份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作为艺术家，你如何为自己给出一个定位呢？

赵弥（以下简称赵）：你实际上指出了一种现象，就是说，很多人仍旧怀抱我们学科体制的一贯灌输而导致的方法论。时至今日，我们仍纠结于一个人所从事的“专业”，并以此论断此人的学术身份是可笑的，这也是教育体制和工作体制多年的保守不前所导致的集体荒谬。我热爱艺术，并致力于探索艺术的未来，因此我乐于尝试多种我感兴趣的艺术形式，这也是艺术家标榜的“自由精神”的实践。我想，我的定位应是基于“自由”的表述。

吴：我想你的意思是针对艺术家而言的。就我们今天对话的语境来说，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艺术家的确是自由的本能捍卫者，为了实现表达的自由，艺术门类的界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像装置、行为这些20世纪才出现的艺术表达方式，按照传统惯例，就难以有一个确切的归类。我想，你对装置艺术的喜好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动机。事实上，这几年，除了绘画创作，你的装置作品在艺术界也越来越为人所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响。虽然你的话已经对我想了解的问题有了一定暗示，但我还是想更具体听一听你对装置艺术的看法，或者问题可以换成：你本人从事装置艺术创作有些什么体会？

赵：除了材料运用的综合性和自由度之外，装置艺术对我的吸引源于其呈现方式的直接性，现场性。我对装置之所以有一种喜好，是因为我认为，虽然当代意义上的“装置”是西方的概念，但就东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的园林、陈设、文玩无不透露出对物质的利用乃达到视觉对心性的影响。它与时下的所谓“装置”是同理的。我在创作作品时就是这种感悟，即以不同于绘画的制作手段探求理想主义的最直接表达方式。

吴：这倒是很新鲜。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本能反应？也许还可以用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超强的同化力提供一种个人经验。这使我想到你用竹子做的系列装置。好像从前用这种材料做装置的人不多，如果你不是唯一一个的话。很多次展览上我都看到过你的竹装置。去年，你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的装置作品《风动竹动》也是拿竹子做的。在创作中你跟竹子的这种缘分，是否可以溯源到你身上的那种传统文化情结？因为我们都知道，竹子在中国传统诗文和绘画中是一个重要的意象。

赵：你说得很对。再具体点，就是传统的文人理想。这种传统情结始终作用于我的创作脉搏。中国画传统之被等同为文人画传统，也是因为这种情结代代相传。文人画用得最多的题材是梅兰竹菊“四君子”，这些东西寄托了文人的理想。所以，竹对于中国文人太具吸引力了，早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我想，这现成的文化象征不是最简易的可利用之材吗？我之前的系列装置用竹来做，就是想让西化的、现代的形式，能够跟东方文化协调起来。说它是在探索传统符号的现代意义，或者说是在让现代形式服从于传统文化符号，对我来说都一样。目的是化解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前卫的隔离，沟通艺术的普遍精神。

吴：听你这一番话，我突然想，是否可以这样来形容你这个人和你的艺术呢——西方其表，东方其里；当代其表，传统其里？当然，这个意思并不包括价值判断。也许正因为如此，你才能够不断在西方和东方、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自由穿越。所以，你在艺术圈也收获了跨界的影响力——既在传统书画界有影响，又在当代艺术界有影响。艺术上的朋友也遍及两个领域——不过，我估计，传统书画界的朋友是把你当成一位国画家来接受的，当代艺术界的朋友是把你当成一位当代艺术家来接受的。那么，你自己更愿意被当成哪种角色呢？

赵：我更愿意看到从我们这代艺术家始，对“艺术“的理解能够消解掉“新”与“旧”、“东”与“西”、“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前卫”等评判法则。20世纪初期开始的文化革新确立了与“旧文化”相对的“新文化”概念，49鼎革以后又确立了苏联式的文化艺术制度，85新潮，以反叛精神为旗帜确立了艺术的准绳是前卫性，乃至形成今日“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两大阵营。似乎水火不容，非要分出高下。百年来我们始终抱着“革命”的行事法则去理解文化变迁，但其实西方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我们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史，其文化是自然循序发展的，是理得出脉络的，故他们反而能平静地审视，接纳，尊重自己的文化。我们要么“传统”要么“现代”，要么“保守”要么“前卫”的文化主张，就显得自信不足了。我更愿这种畸形的文化判别法早日终结，因为，我们就是且只是艺术家。

吴：看来传统文化中一般为人们所诟病的某些东西，在你这里统统变成了优点，比如，中庸可能被别人看成和稀泥，在你这里就变成了包容。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你一方面强调自由精神，一方面又对文人传统有高度的认同。因为在你这里，两者的和谐多于矛盾，或者干脆不存在矛盾。不过，无论你自己怎么看，你经常采用的前卫手段，还是使人容易把你划进“当代艺术”圈子。甚至你的跨界行为本身，也代表了某种“当代性”。假如单看你的绘画创作，算是缩小范围了吧，我们也立即发现，跨界的问题依然难以回避。不过我仍然想顺着刚才的问题问下去：你自幼习书学画，是从中国传统艺术的教育背景中走上艺术道路的。而在你的绘画创作中，既有中国画，又有油画，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你更经常地以一个油画家的形象出现了。为何有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你认为油画的表现力相对更强呢？

赵：中国画对于中国人是个相对熟悉的经验，油画则相对陌生。我喜欢尝试那种陌生经验带来的愉悦之感。这几年可能油彩绘画多一些，也是心性所致，因为我的创作是自由的。至于国画和油画，我明确而有把握的是，它们都只是表达手段，不存在表现力孰弱孰强的问题。

吴：明白了。让我们再一次抛开价值判断，也暂时不考虑文化传统，单看媒材和语言，国画和油画，显然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样，从国画创作跨越到油画创作，一定面临某种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你遇到过困难吗？如果存在困难，你又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有了在两个画种之间穿越的体验，你有些什么值得大家分享的经验呢？

赵：这倒是我很愿意回答的问题。即使理论上好的绘画无所谓工具材料之别，但落实到表现手法，制作手段上它确实有不同，这种不同可以给你带来新奇，也可以徒加烦恼。首先是绘画语言的习惯可以让你在这种转换中感到不适。只有靠时间，时间去习惯另一语言并体会了乐趣。两种语境中穿梭的愉悦，就像你除了会骑自行车又学会了驾驶汽车的那种感觉。

吴：现在来问一个相对私人的问题。我们知道，你出生于书画世家。爷爷是号称“蜀中四老”之一的著名国画家赵蕴玉先生，如今，你和弟弟赵洋也都成长为知名艺术家。可以想象的是，家庭的熏陶对你们走上艺术道路一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么，就你自己来说，你认为从中获益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赵：对艺术的热爱，这是最重要的。家庭的熏陶和启蒙是恩赐，促使我们自然地踏入了艺术之门。不论哪个人遇到这种恩赐，想必都会感到，这是人生之最大得益。

吴：下面我们来谈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成都著名当代艺术团体“北村独立工场”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以规律化、常在化的艺术展示活动，在国内艺术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要谈成都当代艺术，就绕不过这个团体。去年十一月底，“北村独立工场”还整体被邀请赴京，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展览。你能谈谈这个展览吗？其次，就你自己的体会来说，团体对单个艺术家的创作究竟会出现些什么影响？好的或者不好的？

赵：“北村”是一个很有趣的艺术家群体，它标榜的“独立”精神是吸引我参与的缘由。这个群体中魏言、李勇政、陈镪、张羽等同志者都是非凡的艺术家，很有幸跟这些优秀的人共同探讨艺术。在尤伦斯的展览是“北村”在北京的首次亮相，被尤伦斯誉为最具探索性的一群人，这已是我最想得到的褒誉了。至于团体的影响问题，也许有团体影响束缚单个艺术家创作的现象存在，但是我没有遇到。因为“北村”宗旨“独立性”，就每个艺术家而言没有任何束缚或顾忌，所以它对艺术家个体没有不好的影响。

吴：第二个问题是：你是一个完全靠创作生活的艺术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职业艺术家。这就不得不使人联想到艺术市场的问题。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是你作品的藏家，你的一些作品——例如如《假象系列》等——也曾经在拍卖场上创造过令人羡慕的纪录。哪怕不谈别的方面，单说市场，你都算是成功艺术家了。那么，在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我能否代替大家向你讨一点忠告？我想这可能是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和艺术鉴藏者都比较关心的。

赵：理论上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是两回事。但是，现实地看，两个东西又不能说全没一点关系。人人都不傻，没有艺术价值作保证，市场价值何以谈起呢？所以，照我看来，货币仍然可以说明一些艺术价值。真正值得关心的是，如今还有很多好的艺术家和作品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市场价值。这说明你们这些教授和评论家还大大有事可做。缺乏伯乐，怎么有千里马？当然，这不是艺术家有能力关心的事情，艺术家需要调整心态，既然选择了搞艺术，就先要想通，要做怎样的一个艺术家，做富有的艺术家和做启迪他者的艺术家。对于这两者，我想高低不言而喻。好在我和我周遭的艺术家，都应该不止提升市场价值这点“野心”。

吴：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看来今天的访谈只能到此为止了。非常感谢你，让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益的经验。就我自己而言，最大的教益来自你对艺术自由的看法。在你把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带入“自由”的概念、来阐释自己的艺术理想时，我感到艺术的自由有了具体的内容和质地。虽然你的解释基于某种特殊的个体经验，但是，它的启发性却是能够被普遍化的，那就是，艺术没有空洞的自由，就像任何领域的自由一样。再次感谢你！

2013-2-27于成都三圣乡画意村

作者：吴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