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画如何走向世界，不妨回望一下西画的入华路径，说不定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西画最早是在明代由利玛窦传入中国，清朝有几位外国油画家为皇室所御用，且在宫廷有一定影响。但是，明、清时期的西画主要存在于宫廷和教会组织中，并没有对社会大众的审美活动产生多大影响，一些外国画家为了迎合特定受众的审美趣味，甚至创出一种非驴非马式的尴尬样式。而西画真正意义上的入华肇始于民国时期，该时期，李叔同、徐悲鸿、林风眠等人留学归来，将西画作为美术教育重点，纳入中国新的美术教育体系。由此看来，西画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也不过百多年的时间。考量这段时期的西画，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一种主动入侵，而是一种自主选择与积极拿来，之所以这样，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这其中，西画本身的艺术价值、著名艺术家的引领、教育体系的建立、理论研究的开展、政治活动的需要等都是西画在中国本土成功作陆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这些要素一直影响着西画在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时至今日，基本已经形成了与中国画并驾齐驱的局面。改革开放之后，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但西方当代艺术对国人的影响，仍旧以国内一些艺术家的主动选择为驱动。

    如果照搬推动西画入华的所有套路作为中国绘画走向世界的“葵花宝典”，显然是不妥的。比如，虽然也有学习中国画的留学生，但他们回国后成为西方艺术界领军人物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当代艺术盛行的今天，也不可能让西方国家的美术学院大规模设立中国画专业；寄希望于西方国家能涌现出大量研究、推介中国画的理论家，大概也是一种奢望。之所以会这样，其实与综合国力关系不是很大，而是由于世界格局与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直的闭关锁国，西画就会被阻挡于国门之外；倘若进入国人视野的全是那些千人一面的平庸之作，我们也会对西画产生审美疲劳，以至少人问津；没有本国专家学者对西画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不遗余力的推介，仅仅停留于“油画需要退远了看”的浅层认知，西画也不可能被中国大众广泛接受。因此，回望西画在中国发展的路径至少可以给中国画走向世界以下启示：

    首先，我们需要积极搭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平台，疏通中国画走向世界的通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先生有感于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拿来与输出不对等，不惜以自己的房产为抵押，先后在欧洲和苏联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绘画精品展。如今，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让中国画混个脸熟固然也不失为一种推介方法，但一个国家对本民族艺术的自信、自知和充分尊重更能赢得别人的注目。我们既不要像“中国画穷途末日”论者那样看不到中国画本身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和事物发展与变化的规律，也不要如“天朝遗民”般视外来文化为无物，到了卢浮宫就直接寻找中国馆。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一味强调中西文化的隔阂而持一种遗世独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文化隔阂固然存在且难以完全消除，但是艺术本身可以相互影响与融合，艺术之美大多能跨越国界，超越不同意识形态而深入人心，中国画不妨先以自身具有的美的魅力去吸引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受众。

    其次，要认识到精品力作才是中国画走向世界的根本前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画大师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形象代言人。

    再次，要用西方人能理解的学术话语来引导欣赏，并在此基础上推介中国画。应该让理论研究回归绘画作品本体，而不是像一些所谓中国画理论家那样，你和他谈国画，他和你讲笔墨；你和他谈笔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谈文化，他和你讲庄子；你和他谈庄子，他和你讲天人合一；你和他谈天人合一，他又回过头来和你讲国画。国人和专家自己尚且不知所云，遑论那些讲外文的国际友人？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就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开展，相信中国画在国门之外的影响力会日益彰显。

感谢范美俊教授、朱晓琳和江丽红两位编辑老师以及《中国书画报》的各位同仁！  

值此新春佳节，也祝愿各位朋友新春快乐，马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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