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窖藏的品类品种看，被认为是景德镇产品的高安窖藏有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等品种，保定窖藏有青花、青花釉里红、霁蓝釉金彩等，二地窖藏也有很大不同。其中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保定出土青花釉里红盖罐。提起青花釉里红，人们自然会将其同景德镇相联系，不会想到这类产品与定窑烧制有关。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元代以前景德镇并无成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先以釉里红为例证，宋周辉《清波杂志》云：“饶州景德镇陶器，所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比之定州红瓷器尤鲜明。”说明饶州、定州都烧制铜红产品，因此才有相比之处。可以看出，这件青花釉里红盖罐青花呈色正蓝，釉里红发色也较纯正。然而，元代以前景德镇尚无这样成功的凡例，目前仅见一件元祐年间烧制的谷仓（图6）。但从其青花发色、胎釉诸方面看，保定青花釉里红盖罐不可能是景德镇产品。另一方面，景德镇也无相关的实物证据。
再联系蓝釉金彩瓷器来看，我们就能对保定八棱形青花梅瓶的窑系烧制年代作出明确瓶的窑口及烧制年代作出明确判定。首先，按一般常识来看，景德镇无论是宋代还是元代都不可能有金彩瓷器的烧制，并且是一个可以确定的问题。古代以金彩装饰瓷器，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其中尤以定窑金花瓷器最负威名。宋周密《辛酉杂识》续集上卷载：“金花定器，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入窑，永不复脱。”传世品有黑釉、酱釉金彩定器，可证周密的记录属实。定窑金彩瓷器制作，确实是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工艺，因此可以使其金彩“永不复脱”，保定霁蓝釉金彩瓷器虽属首次发现，但其施金彩的方法与黑釉、酱釉金彩瓷器一致，因这一方法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不见，因此可以确定其为金花定器无疑。这三件霁蓝釉金彩瓷虽已历千年，至今仍亮丽如新，可证古人“永不复脱”之说不我欺也！明洪武初，景德镇始有金彩瓷器的烧制，清代达于极盛，但其使用金彩的方法却无法与定窑相比，通过比较可以说明这时一问题。霁蓝釉金彩瓷器是定窑的绝笔之作，并且是非定窑莫属，这就为八棱形青花梅瓶是定窑烧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从文献来看，无论是景德镇还是定窑，在元代都不可能有金彩瓷器的烧制。《元典章·工部·杂造》载：“至元八年四月二十日御使台承奉尚书省扎付，钦奉圣旨：节该今后诸人，但系瓷器上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里通行榜文禁断者。钦此。”这一条律颁布7年后，元政权于至元十五年建浮梁瓷局。元朝法律严酷，无人敢犯，又有浮梁瓷局监控，元代也未见变更这一款的条律颁布。所以，无论是景德镇还是定窑，有元一代都不可能有金彩瓷器的烧制。另外，窖藏不能定其上限，却可以定其下限，从发掘报告看，保定、高安窖藏的下限都不晚于元代。问题也就在这里。至元八年为公元1271年，这时距南宋覆灭还相差9年，据此，霁蓝釉金彩瓷器的烧制年代与同出一土的八棱形青花梅瓶等，只能是在宋代，而不可能与元代有涉，那么霁蓝釉金彩瓷器，八棱形青花梅瓶等也就确定为宋代烧制，并因此成为一个不可推移的问题。既然如此，八棱形青花梅瓶等，又怎么可能与“至正”型元青花有涉呢？
将上述认识整个联系起来作审视，就可确定，高安窖藏青花、釉里红等瓷器为元代景德镇产品，保定八棱形青花梅瓶等为宋代定窑产品，并且是宋代青白瓷器的代表之作。保定八棱形梅瓶的“身份”已明确，同时也就为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所藏八棱形葫芦瓶等大件青花瓷的窑口及年代提供了证据，通过图6不难看出，它们都是“宋器”、“定器”。另外，还有许多装饰格外繁缛密集的大型青花瓷器，也是“宋器”、“定器”。其实，熟悉景德镇窑的人都知道，元景德镇青花烧制或多或少都有晕散，如此密集的纹饰，景德窑无法完成。这里还有一个相关问题，“至正”象耳瓶的烧制年代不会有问题，但它究竟是饶窑还是定窑烧制，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认识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还有宋明不分的情况。宋明不分，主要存在宋同洪武、宣德不分的问题，此外明显的例证就是关于“空白期”瓷器的认识。所谓空白期，是指朱祁镇、朱祁钰二帝所统治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自公元1436年至1464年合共29年。前面已经说过，英宗于正统三年禁烧官窑瓷器，从《明实录》看，直到天顺丁丑才“委中官烧造”。这29年当中官窑停烧20年，烧造时间不足9年，又不署年款，后世难辨其真实，故有“空白期”之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景德镇御窑厂的发掘，揭示出正、景、天三朝官窑烧制的真实情况。从窑址看，因为这三朝烧制短暂，出土的实物标本也少见，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这时期官窑烧制，上承永宣，下启成化，不仅有其独特的风格，有的产品烧制水平还超越前朝，并不存在什么空白期问题。
作者：瓷器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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