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宋龙泉官窑的设置时间，由于缺乏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要探讨此问题似乎比较困难。但只要我们认真地研读一下现存的历史文献，就可以从中探寻到它的踪迹。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云：“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⑧《云麓漫钞》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年。这条记载不仅说明龙泉窑掌握生产粉青瓷技术早于效坛下官窑。而且，一个“近”字则明确指出了郊坛下官窑是在1206年前不久设立的，因此可以断定，龙泉官窑在1206年前早就建立了，这或许可以作为龙泉官窑设置的下限时间。至于上限时间，笔者认为，应该是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或稍后。因为北宋灭亡后，赵构于建炎元年（1127年）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的十二年间，女真贵族仍没有停止他们野蛮的掠夺战争。随着金兵铁骑的长驱直入，高宗皇帝及大臣们选择了唯一出路就是逃亡。于是从河南商丘至建康（南京）、扬州（江宁）、临安（杭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直至入海至温州、台州，最后返越州、临安，一路颠沛流离，风云难测。在此大难临头，金瓯难保之秋，朝廷是不可能设立官窑烧造“极其精制”的瓷器供自己享用的。再者，此时的南宋王朝处在一个政局动荡、财帛拮据的岁月，朝廷力尚简朴。绍兴十一年，高宗对臣下说：“朕于宫中，凡玩好之物，未尝经目，止要赐勋旧贤劳尔。”⑨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怎么会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设置官窑呢？“绍兴和议”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这时的南宋朝廷则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不禁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统治者还将不少瓷器用于赏赐，搭烧的瓷器已满足不了需要，于是便设立官窑烧造宫廷用瓷。在这种情况下，龙泉设立官窑烧制御用瓷器是完全有可能的。首先，如上文所述，南宋初年，北方大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主要集中在龙泉窑的各个窑场继续从事瓷业生产，这当中自然包括汝官窑的窑工，这就为龙泉设立官窑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其次，设置官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工匠、管理机构外，还涉及原料、燃料、地形等许多因素，而龙泉比较于其他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从现存的遗物标本看，瓦窑洋生产的黑胎青瓷就是“袭故京遗制”烧造的，实际上是北宋汝官窑在龙泉的延续和发展。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生产力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生活的日益奢侈，仅靠龙泉官窑生产的优质瓷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加之龙泉距临安路程相对比较远，带来如运输困难等诸多不便。于是，便在龙泉官窑中抽调精堪窑匠，在郊坛下增设新官窑“自烧之”（郊坛下官窑与瓦窑垟遗物标本极其相似，难分彼此就是力证）。从此龙泉官窑日渐衰落并逐渐被世人遗忘。
作者：瓷器鼻祖
特别声明：本文为艺术头条自媒体平台“艺术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艺术头条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