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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White End Art
城市化、乡村空间与艺术家:在框架中谈论艺术
马壮
本文共2425字,阅读时间约为3分钟。
在我亲身经历的中国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建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中国也面临了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过度城市化使传统亚洲社会城乡之间的相互依托的关系被破坏,中国正面临着例如拆迁(建设)、城中村(空间)、留守老人与儿童(村民)等众多社会问题,这是造成两种空间的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虽然现在这些问题正在被重视整改,但是在过程中如何处理关系却是一道难题。所以近期中国在提倡艺术介入乡村,并以乡村空间中的艺术实践结果作为中国特有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主要内容。信息传播在控制式空间中吞噬了人们所有的联系,这些空间将社会连结切割为不同的产品。而艺术活动则努力地实现一些有限的串联、打通一些受阻的通道、重新让现实中被隔开的各种层次有所联系。对于社会来讲,艺术可以扮演一个转译者的角色,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中起到连接的作用,将现实中难以讲述的概念进行转换,并从中产生共生的情感。就如同杜尚所说:艺术是所有人与所有时代之间的游戏,我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应该表达人与当今时代的关系。
在《关系美学》中尼古拉斯·博瑞奥德指出围绕20世纪90年代艺术所产生的各种误解,就是因为理论性论述的不足。绝大多数评论家与哲学家不愿将当代实践的实体拥入怀抱,因而这些实践根本就停留在无法阅读的状态。而艺术家也不会去进行理论性的梳理,这导致了艺术创作与艺术评论(针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分离的。关于博瑞奥德的观点,如果将他引申到关于中国的艺术与乡村这个话题中来,也是有效的,或者说也是成立的。这个“有效”的概念和那位与我交流中国的乡村艺术已经走到尽头的那位艺术家说出的无效的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我要解释一下,这位艺术家是在醉酒状态下与我进行的对话),他的意思可能是从艺术家或者作者的角度上来看,能做的形式、能表达的观念大多都是大同小异,很常见,单纯从艺术实践的呈现来说,已经没有创新可言了。当然他只是创作者,不是评论家,所以从他的角度认为乡村艺术走到了尽头。但是如果将艺术作为一门学科性的专业来对待,我们关心的不应该仅限于此,除了艺术品的创作,艺术的理论性支撑也要同步进行。虽然中国的乡村艺术的理论性确实较为贫瘠,但近年来,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艺术介入乡村、艺术进入乡村、乡村在地创作、艺术与社区等话题层出不穷。艺术与乡村的话题热度被官方引出,被民间炒热,各种作品交相辉映,文献梳理也是越来越多。如果在几十年后的艺术史发展过程中回看现在,无疑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时期。
是艺术家还是村民
居伊·德波所描述之景观社会的最后阶段: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直接体验,而是在景观化的再现中越发梳理,这就是今天当代艺术最为炙手的问题。在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现在,景观社会这一概念一直被提及,如果将这个“社会”范围缩小,“景观乡村社会”也无疑可以被艺术工作者关注,例如思考村民与村民的关系、村民与乡村空间的关系,再或者村民与生活的关系。从我自身出发——高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与乡村这两种空间的存在方式以及两种生活方式对于人产生了争执、对抗和融合等影响,至于如何以此为根茎,首先就要从个人身份开始提问,身份是艺术家还是村民。
艺术家的实践,意即他作为生产者的行为,决定着人们与其作品间的联系:换言之,他首先制造的就是通过美学对象完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博瑞奥德将艺术家的实践、作品呈现解释为一种生产,一种在艺术家的大脑里生成,并通过艺术家双手生产出来的行为,并用决定这个带有强迫性质的词语对观众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进行限定。而这也被一些学者认为艺术家在这个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巨大,曾经我在鲁美参加过一位非常知名的策展人的讲座,在那次我听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据他所述,他曾在意大利观看了一位艺术大师的展览,展厅里人潮涌动,大家都争相欣赏这位艺术家的作品,突然,展厅的大门打开,那位艺术家缓慢地走进了展厅,这时整个空间就像凝固住了一般,大家都停止了交流并大都注视着向他们缓缓走来的这位艺术家,并且就像朝拜皇帝一般,对他进行鞠躬行礼。我不太确定这位策展人是否有夸张的形容,但不论怎样,他都想强调艺术家、观众、皇帝这几个关键词之间所能延展的想象空间。好像艺术家都喜欢这么认为:在艺术实践中,艺术家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方法就是通过独特的美学语言来制造一个“糖果”,想要吃糖的人就会将糖纸剥开细细品味,虽然有的糖可能会没有甜味,但是你必须剥开糖纸。
博瑞奥德对艺术家及作品的解释我是非常认同的,每一个作品缘自关系美学的艺术家,都保有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形式世界、问题意识与轨迹,作品之间借以连结的不是风格、课题或图像手法,所能够分享的必须更为明确,意即在相同的实践与理论视界进行操作的事情,即人际联系的世界。他们的作品主要操作着社会交流模式、与观者在美学经验中的互动,以及在用于连结个体间、团体间的具体工具相度上的交流过程。我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既然大家都在谈论有效无效,那在现如今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语境下,艺术家的权力是否还应该有效?那些作品缘自关系美学的艺术家所做的就一定是无效的吗?就如同那位酒后与我交流的艺术家一样,他对乡村艺术家已经不能享有如此权利而感到无奈,并以无效为理由告诫我们不要继续做下去了,嘲讽艺术介入乡村已经变为资本介入乡村了,这让我们回到了一个理性的问题,如果要谈论整体的语言环境,我觉得理性不应该被这些艺术家群体所掌控。在我们最初参加川美的南川项目的时候,我和范老师也在谈论一个话题,即我们此行来到南川是否属于强行的介入或者闯入。我们作为艺术家,带着目的性闯进村民所在的空间中,所做所得是否真的能带来什么改变,这是值得深思与疑问的。艺术家与村民,在艺术与乡村这个话题下作为两个重要的身份关键点,如果艺术家能够作出转换,以村民的身份进行思考也未尝不可,将强行的主观趋势在行为性的艺术活动中抹除,可能会对这个话题有不一样的、更多元的研究。
于深圳鳌湖歪而诞艺术工作室
2022年元旦
马壮,蒙古族,辽宁朝阳人,高校助教。
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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