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1953年出生在开普敦附近的一个酿制葡萄酒的农庄，她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她作品阴沉、幽暗的画面中就充斥着忧郁和失落的情绪。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作品则以一种诙谐、羞涩的方式表现出了一点爱和希望的东西。她刻画人体和面孔的表现性油画和系列水墨画确立了她作为一个20世纪90年代欧洲最重要的主导画家的地位。她的作品尽管看起来千变万化，但都反映了同样的魂灵。马琳·杜玛斯的震撼性的、感染性的、情爱性的艺术总是着眼于生活中情色的部分。

　　1976年到1983年，杜玛斯主要在画纸上作画。这些通常都是很大的拼贴画，结合铅笔素描、水墨或者蜡笔，以及文字(一个题目或引语)的表达，此外还有报纸或杂志的剪贴和一些偶然得到的东西。1979年，杜玛斯在法国巴黎的安尼马丽·德·克鲁伊夫画廊举办了首次画展。在此之后，所选的作品又在1983年被冠以“不满足的渴望”之题在阿姆斯特丹的保罗·安德烈斯画廊展出，这里的“渴望”是关键词。杜玛斯个人生活中的遭遇通常是她作品中的闪光点，她在作品中又将主现的经验与电影和书本中的故事和形象相关联。马琳·杜玛斯的艺术作品中总是充斥着一种淡淡的苦涩情怀和浓浓的醉意。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Erik Andriesse》1980

　　巴芭拉·布罗姆(布罗姆)：我们就以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开始我们的谈话吧：如果你被放到一个荒岛上，你希望随身带些什么东西呢?

　　马琳·杜玛斯(杜玛斯)：从十几岁时开始，我的答案就一直是：睫毛油。我挺虚荣，但是也许是要带一张面具或者战争画。没必要带素描本吧——我可以在沙子上画——想带一个男人或是一部手机那是骗人的。我想也许你无论怎样在那儿也会得到本黄页电话簿的——去为我的到来将那个地方安排得更好一点。

　　布罗姆：也许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些错误的问题开始，比如：你与政治性艺术关系的本源是什么?或者，对于作为一位女性，你对性别是如何影响你的艺术这个问题怎么看?这些可能真的不是什么恰当的问题!也许我应该提到一个许多年前你问过我的问题：“如果我不再从事艺术，你依然还会爱我吗?”我说：“当然。”但这是一个古怪的问题，我认为你不会停止从事艺术的。

　　杜玛斯：我记得，在艺术学校的时候，我的教授告诉我，“你生来就是画家”。我回答说，我认为油画是过时的了，所有的优秀的艺术家都在做其他方式的作品，所以我也想做些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他说：“我可爱的女孩，其他的你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荷兰，我从来都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荷兰人，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不会游泳，我也没有什么爱好。在某种意义上，我喜欢将艺术看作是一场戏——你可以游戏人生，你可以说谎，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布罗姆：和从事艺术的事一样，关于植物的东西也是我喜爱的。我过去经常想有一个苗圃，在那里我将种些古怪的杂交植物或花。我可以想象，我将在那里面投人的时间、热情、精力绝不会比我在艺术上投入得少。你没有这类你感兴趣做的事吗?或许你可以在韦加斯做烙画?

　　杜玛斯：除了画画以外吗?我喜欢读书，尽管从没有花很长时间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都是挑着章节看的。我还喜欢无所事事的状态，我和你的整个友谊都因为我们喜欢躺在床上、喜欢聊天或看电视。有些人问的问题很严肃：为什么我们从事艺术?他们说那可以使你富有，我不知道。最近，我在疑惑，是不是不要带你走得太近，你会退缩的。

　　布罗姆：有一次，艺术家奇奇·史密斯在与我谈话时问过一个问题，使我很吃惊，她说：“你看电视时都做些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就看电视呗。”她说，她的手中总是拿着什么，她总是在做些什么，她在看我的艺术时，她不能勾勒出我在看电视时会做些什么。她说：“如果不在乎这种做事情时身体上、感触上的活动，那从事艺术的乐趣在哪里呢?”那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多思考，我想对于我来说乐趣就在于那种视觉、精神、智力上的感觉，事情就是这样地交织关联着。那对于我来说，是完全可愉悦的时刻，人们所说的，或者我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再者我沿街散步时，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相互关联的。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Genetic Longing》1984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Lovers》1984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Het Kwaad is Banaal(evil is banal)》1984

　　杜玛斯：那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俩对事务关联的那些层面是彼此了解的。你所描述的，我也总是把它看作是一件正常的事，我想别人也是这么看，这样看问题的话是会有乐趣的，但是情况看起来并不总是这样。

　　我经常吃惊于人们如何指出我如此跳跃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修饰我的语句。他们把这看作是一团混乱的笔触，像你所说的，以很随意的方式观察或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总有什么精彩的东西出现，然后偶尔会有什么新东西出现。

　　布罗姆：就像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在第一章中，A先生和B小姐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第七章时，发生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间接地解决了前面的矛盾。

　　在你的作品中，当你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时，我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作品不断地打开，这样，它就不会变成是太过说教或过分热情。如果你在作品中将红色与某种形状联系在一起，并且这形状又与一些话语相关联，似乎是说你不相信这是惟一可能的相互关系。那就是这一时刻你所偶然注意到的东西，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你的非拥有感。

　　杜玛斯：南非的白人和黑人都会屠戮当地的“圣族人”，因为他们都想拥有“圣族人”的土地。不论是谁，所有人都想得到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除了游牧的“圣族人”自己——他们只是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喜欢这种只是自由自在而不是想拥有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的话，而没有一个既定的目标，一些人就会觉得因此你没有了信条，你看我讲了这么多……

　　布罗姆：也许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话要说!当人们在看你的作品时，你知道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吗?色彩是作品的其中一个方面，是绘画所采用的方式，是绘画的感官的东西，包含丰富的内容。人们关注它，但你能想象出作品中吸引人的东西吗?那是与观众发生联系的因素吗?

　　杜玛斯：我想这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作品中有一定的公众层面的东西，它建立在人们感觉的基础上——不像许多其他的当代艺术形式——他们可以直接地看到或接受它的方式，从这儿，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作品在讲些什么。

　　布罗姆：你是从作品的叙事性方面讲的吗?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Jule–the Woman》125x105cm，1985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The Baby》130x110cm，1985

　　杜玛斯：不，是暗示性的，它暗示着所有叙事性方面的东西，但是它根本就没有真正告诉你作品在讲些什么。有些人说，感觉起来好像是有什么事发生，是一种事后的感觉，或者换句话说，将要发生什么但你还不知道它会是什么。好像我可以使人们认为他们与我靠近，他们相信我将绘画直接地诠释给他们了。我给了他们一种错误的亲密的感觉。我想是作品让你与它交流的。

　　布罗姆：你认为这种个体的或自由自在的感觉可以使你的作品看起来更直接吗?

　　杜玛斯：是的，我认为有人是这样感觉的。

　　布罗姆：他们认为这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如果马琳·杜玛斯的感觉不好，那她就会画一幅关于失落的作品。

　　杜玛斯：对，它首先是自画像。然后，有人喜欢那些题目或者词语的玩味，认为它更复杂了。

　　布罗姆：自画像的内容都是些什么呢?

　　杜玛斯：人们喜欢肖像。喜欢某些肖像作品的感觉是你能够认出作品上的人物，所以观众在看有一大群面孔的画作时会想，他们认出了以前的爱人，或者某个名人，或者……

　　布罗姆：就像人们在流行歌曲中发现隐藏的暗示一样?

　　杜玛斯：就像那样。我不知道是否我已成功，但是我总想我的绘画更像电影或其他的艺术形式，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激发起所有层面的讨论。

　　布罗姆：许多艺术家都会伴随着批评理论说一种莫名奇妙的行话。也许我们俩惺惺相惜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会去权衡我们与爱人的交流和我们在作品中、在教学中所做的事情之间的孰轻孰重。所以，私人的语言和公众语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没有什么层次机制指明你该如何去用你的激情与能力。

　　杜玛斯：我喜欢层次机制这个词，或我宁愿不喜欢这个词!

　　布罗姆：过去你曾说过，你喜欢以情歌作画，或者给说唱乐写写条条线线。我开始思考你的那些以乡村和西部歌曲为题的作品，线索出来了：“绘画没有死亡，他们只是睡着了。”那当然只是关于历史的。接下来的一条线有可能是:“绘画没有死亡，他们只是……”

　　杜玛斯：嚎叫的狼!

　　布罗姆：“绘画没有死亡，他们只是嚎叫的狼!”这倒使我想起十几岁时听的鲍伯·迪伦的歌，那些挺有意义的非逻辑推理。

　　杜玛斯：同样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错误。我原先唱歌是瞎唱，也一直这样唱，许久之后我再重听原初的唱片，发现我的那个版本原来一直是错的。我的一些更好的绘画作品就一直是基于这些错误的。

　　布罗姆：有一部雷蒙·卡夫的短篇小说，罗伯特·奥尔特曼将它改变成了电影《捷径》，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在生日的前一天，骑自行车受了伤，他的妈妈已经为他订了一只生日蛋糕，孩子在医院中昏迷着。糕点师却不断地往他家里打电话让去取蛋糕，作品挺沉重。我读了卡夫写的同样故事核心的另一个版本，不过题目不同，叙述方式也不同，结尾也没那么沉重。作为文学作品它打动我，他竟然可以重写同样的故事情节，重用同样的素材，看来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绝佳”版本。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The Face of the Painter》1987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The Teacher》1987

　　杜玛斯：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什么事我只做一次，决不重复。但是现在我认识到，许多事都在不断地重现。这使我想起非洲的文化：在欧洲，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受到赞誉的;在非洲，如果我为你画了一幅漂亮的画，别人喜欢也想要一幅，他们会付钱让我再画一幅与前一幅一模一样的，画得越一样，他们付的钱也越多。

　　布罗姆：糟糕的原作和精美的复制品!如果你看一下报刊上关于你作品的文章，你就会了解这些简单的马琳·杜玛斯故事的电视专用版：激荡于两种文化——南非和欧洲;激荡于两种语言;难民，流亡中的女人;她惟一能表达自己的方式是通过绘画……

　　杜玛斯：我必须承认，有时候，部分是我自己的过错，我给人们的都是一些陈旧的东西。我母亲过去总是对我说，“不要那么多话!”我总是会跟人们说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前后矛盾。在家里的时候，我会静静地，只说一些心中想的事。她说，如果她不认识我的话，她会认为我是一个极浅薄的人。也许我在作品中倒是更诚实些。

　　布罗姆：但是你正表现得像你所被期望的那样，像个艺术家、像个演员。你该给人们他们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把我带回了我原先想好的第一个问题——关于金发女人的话题。不是“成为一个金发女人感觉如何”?而是“金发女人到底是什么”?

　　杜玛斯：金发女人太老套了，像是笨女人甚至都不知道她们正拥有着大好的时光!乐趣就这样地浪费了，年轻就这样地浪费了，女人味就这样地浪费了。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想表现得智慧一点，想看起来像我原先认为的西蒙·德·波芙瓦说的那样，后来，我又一想，我还是喜欢那些把严肃的话题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人。这样的诠释塞缪尔·贝克特：“再没有像不开心那么有趣的事了。”我还认识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与大部分人谈论南非的原因，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只是想让你坦白，想让你把知道的一切都道出来，去愉悦他们。他们也不关心他们所问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问的是“进去”，那么关于“出来”，他们就不再问了。

　　我过去常被问到无意识的问题，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个词了。我一开始提到是一个虚拟的金发女人，因为我一直被要求写一些关于作为女人，我为什么要从事绘画的文章。是这样的，除了绘画已经死亡的因素以外，还有为了死掉的男人们。我曾想，为什么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呢?为什么不转变一下呢?所以，我决定不再说尽管我是一个女人，我也喜欢画画;我要说，我画画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画画是因为我是一个金发美女。

　　布罗姆：当然金发美女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比如：她们是笨蛋，又浅薄、虚伪、淘气。人们对你产生的误解部分是因为你是一个金发美女，更因为你是外国人，她们想你也真够蠢的。这样，对他们来说，去喜欢你的作品也就简单了，就像是他们发现：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没什么主意，好，他们可以告诉你你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很可以自以为是，好像你是一个“芭比娃娃”。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艺术国际<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