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地缘的拓扑”将于2017年12月30日起在OCAT上海馆呈现。近期我们将陆续推送一批策展人推荐阅读的文章，希望能在展前帮助观众对本次展览的背景和理念有进一步了解。敬请关注我们的新展。

排演：对尚未到来之物

汪建伟

潜能的时间：

对于一个尚未到来之物如何采取行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间的困境，即我们如何用现在的经验（源于过去）去完成一个对于未来的想像？

所谓困境，即潜能。潜能的时间将是这样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物可以以一种方式行动，同时，它具有另一种方式行动的能力，并包含了不行动。即在同一个时间，对同一个物体来说，它具有两种以上的能力，而相互依存彼此不相左。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一个物，或一个事件总是与开放性选择有关，保持了它是或不是的整体性，而无论它是否一致，即一个矛盾体本身的真实性。它改变了一种这样的对物的态度，即一个物只能处于被某一种必然或偶然捕获的可能，而宣布了物作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

我们在马拉美的“骰子的一掷------”中看到了对于这个时间准确的描述，把偶然性的象征与必然性的象征结合起来，而成为了闪烁着一切思想的骰子一掷。

这个时间提供了一个关于想像未来的合理性。

斯特芳·马拉美

汪建伟个展“…或者事件导致了每一个无效结果”现场

展览标题来自于马拉美的一首诗《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

排演：

这个时间与此相适应的工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排演。排演是一种无限的开启，而不是方法，排演绝不是等待某种意外的惊喜，排演从一开始就宣布了抵抗它的敌人——即兴与随机性。排演是对于潜在的、可能性的、持续性的行为，同时，这种可能性包含了与它一致的不可能，就像我掷出了一个骰子，它有可能到达那个位置，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可能？排演同时展示了一种新的工作类型，无论它的功能与结构都不再被某种随机控制，或者成为某一种可以被命名的方法（观念艺术家、跨界艺术家、实验艺术家------），而总是介于一种化学实验室与传统工艺的作坊，它们共同局限在元素、材料、对比、量、比例、分配、密度以及不间断的修正与调整的过程中。这个工作导致了不断的偏离——失去了“正常的”时间，以及在“正常的”时间条件下对事物的判断。正是这样的工作引导出一种新的态势，一种与过去惯性的断裂，这种断裂导致了对工作过程的命名性丧失，一种命名的匮乏。这种劳动用另一种方式呈现：质量、时间、参数。

汪建伟《螺旋坡道图书馆》在纽约排演

形式：

排演也是形式真实反抗阐释的行动。排演创造了一种条件，即将任何一个物处于不稳定，同时，使某种“超越自身”的行动得以绵延与继续，在一个具体的劳动过程中，某物保持了对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生成和运动，这个物在无限量的劳动和无时间限定的行为过程中，具有了某种形式——一种时间的形式，使这个物在保持了自身的属性的同时，生产了一个“溢出”，物具有了它的复数，并超越了自身重复的原始价值，这个物的形式在它自身的行动中，转化为可见性，这个形式保证了这个物“具体化的真实”。而形式化成为了一个物非解释性的唯一存在方式。所以，形式就是一种单一的思想生产，它不需

要与“其它”内容的知识解释而成为它自己。

普遍性：

它必须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匿名的和完整的普通性。（阿兰·巴丢），这种普遍性始终保持了它自身单义性的力量，而恰恰是这种形式化的力量使它具有了普遍性，而普遍性得以使艺术保持了它自身的可识别和连贯性。

阿兰·巴丢

一个没有残留物的普遍性的形式，而成为它自身可以“存在”的正式阐明，它的任务包括不被现有的政治秩序所接纳，因为它本身无法被这个秩序所命名，相反，它总是被这个秩序宣布为一种“例外”，被排除在这个正常秩序之外。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当代艺术不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艺术，它应该避免被新的浪漫主义（泛政治社会化）所劫持，当代艺术也不是人道主义的急救箱，这个任务是被篡改的、伪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没有拯救，只有普遍意义上的平等，而这种平等是透明的，非解释性的，也是超越人性的那部分。

《时间寺》展览现场

去特殊性：

普遍性保持了对各种特殊性的警惕，以清除这些特殊性残留在物的解释，一种非透明的、被特殊性遮蔽的、解释性的沉余，因为真正的透明性拒绝任何方式的缝合。

特殊性由于附带了无限的条件（地区、民族、宗教、文化------），它无法具有普遍性，它只能被封闭在通过交换条件、互相解释才能产生意义的糸统，而被纳入了各种流通领域，成为一种物流，无限度的消失在娱乐新闻、政治事件、社会舆论的供求关糸中。特殊性只是对风格和景观的统治。

限制：

艺术家的工作必须每天面对困难的“环境”——他昨天未曾碰面，同时，未来不可能预测的状况，它在最大程度上抑制了艺术家仅仅对于未来景观（意外）的想像，它必须给出真实的思想与行动的限定。（而只在观念上思考的概念正是由于失去了一个可参考的“环境”，使其自身只限于处理信息量的工作，而在毫无约束的状态下失去了思

想对象），对于任何限定性不再是假装知道，或者总是处于制定蓝图为假定性的未来提供服务。这个“环境”给予了艺术家在行动中所触及的自身的边界与壁垒。我无法想像被这种劳动排除在外的“非限制的工作”，也无法理解“只有自由”的劳动是什么？是恐怖？

文章经由作者本人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