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和艺术对曾杨来说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情感，他是汽车发烧友，目前还是两款进口车国内车友会的会长，6岁时画出第一张关于汽车的画；他又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践行者，在艺术作品中表达自我，将体味到的人间百态、市井生活以一种异于平常的造型方式展现在画面上。

作为80后的艺术家，在商业、资本大潮的洗礼下，在全球化、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下，曾杨似乎保持着比同龄人更理性的方式，他不避讳商业带来的机遇，也不畏惧资本带来的挑战，把绘画转化成一种承载个人回忆、体悟、总结和反思的载体，都市化进程中的印象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因为从小跟着父亲到处写生，在不断地积累中，曾杨对个人的艺术创作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拒绝关乎作品之外的东西，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尽可能地少做跟艺术这条主线不一致的事情，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曾杨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写生、创作就是在去工作室或写生的路上。从最开始的纸上创作到布上，曾杨也在思索绘画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方式，尽可能地保持绘画原有的状态，在不断抛弃与重新思考之间寻找绘画表达的平衡点，探索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式，并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艺术，去感悟这一代人的艺术使命与责任。

（曾杨=曾王善春=王）

王：能不能谈一下你以前的创作过程？

曾：其实很简单，还是要回到四川美院。因为它的宽容性和包容性，所以才有这么多人从事当代艺术。特别是对于我，我不隶属于油画系的教学体系，作品切入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也会直接的导致不同的关注点和创作方式。我认为创作方式的问题很重要，之前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但是我去英国以后，看到其他国家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当代艺术这一块给我的启发很大。他们的主题创作、社会责任等的内容转换成作品本身的时候更多的是以一种方式、方法来完成作品、思考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

我们现在作为70、80后，特别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已经没有强大的历史使命、苦难的责任感，但有自由。可能再过10年或20年，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才有可能到来，现在是50、60后的艺术家在扛起这样一种责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接纳艺术。

在英国，我去了泰特美术馆，看了两个现代展，但确实感觉到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王：那是一个前博物馆时代，而现在则是一个后美术馆时代，更注重个人、个性的自由和表达。

曾：个人的独立性是体现到一个人的修为上。这两年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开始画一些有卖相的作品，很多艺术家想靠作品卖钱吃饭，这种目的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通过文化的过程去实现，文化本身就已经不纯粹了。如果这样的话就谈不上独立或不独立的问题，更谈不上文化的修为问题。就我自己来说，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画，觉得我画的像鬼一样，这种线条甚至不是用笔画出来，如果我为了卖作品，我确实早就不该这么做了。但这就是我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对画面的理解、对造型的理解，没有规定造型非要画的很有体积感，对形的理解也是造型的一种能力，是自己感悟的方式，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王：这是艺术家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出发，包括自己的经历、所作所为的感悟，很多人对同一件事物的理解都是不一样。

曾：这10年别人看不懂我的作品没有关系，我就再画10年，时代总是在进步，中国人的思想和经验总是向前发展的。

王：艺术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艺术家对事物的理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道路应该有规划，不能是作品卖的好就多画，卖的不好就不画，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曾：卖画是艺术家都希望的事情，但我不会只用这种方式来养活自己，不是通过卖作品来解决吃饭的问题，不以画谋生。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拿到第一笔卖画的钱，4000块钱，很开心。卖画对经济肯定有刺激，但如果一个人的修为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刺激仅仅是一种兴奋，如果把这种兴奋当做创作的根源的话，目标就会偏离轨道。但修为慢慢提升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回过来说我的创作历程。2007年我画了一批纸上作品，大概二三十张，得了毕业创作奖，作品也卖掉一半，我很受鼓舞，但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认同，而是对我艺术的认可，这也坚定了我创作的方式。当时的创作题材源于农村的赶集生活，我跟我父亲一起回老家体验生活，画了30多张农村赶集的组图，名字叫《土青春》，这批作品可能跟我当时的心态有关系。我发现农村有很多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人，他们没有接受过很高的教育，出去打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城乡结合部的状态，一方面不断积极地靠拢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思路又是农村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很刺激我的神经。

王：这批作品是你不断地体验、感知的结果。

曾：对，这种感知会让你兴奋地用作画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思想。后来在今日美术馆有一个展览，叫“杂烩川美”。冯斌来我的工作室选画，当时全是纸上作品，他看了之后建议我把作品呈现在布上，我当时根本没想过做这种转换，但是他说了之后，我也开始思考呈现在布上的效果如何跟纸上一样，尽可能保留自己的创作方式。两个月以后拿了一批布上作品去展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做布上的作品。

通过这个展览，有新加坡的人想签约，但是我觉得不成熟，就拒绝了。之后是法国的经纪人，慢慢地算是真正地开始了艺术家的生涯。

王：目前为止，在你的艺术创作生涯中，还是遇到一些人，实实在在地给你鼓励和思考的方式，我不太在意作品本身表现什么，只是想了解作品或命题本身是如何成立的，这个比较重要。

曾：我中间也矛盾过。《土青春》系列是在表达一种自然状态，如骑摩托车的人、赶集的猪、开拖拉机的情侣等，表达青春的状态，虽然里面有诙谐、调侃的元素。从我个人的经验上判断，我觉得这种表现只是才气的自然流露，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更有所谓价值的、能够和当下社会问题结合深刻的东西，所以大作品的面貌和这些小作品的面貌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现在的作品内容信息太多，观众的思路无法整理，但事实上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把每个细节整理清楚，在作品里观众可以找到很多答案，感受到很多东西。

王：这可能跟社会的大背景有关系，当你很多的想法、思路汇集到一张作品或一个系列的作品上的时候，未必能够表达的很清楚，这样也才会让你有更深的思考。创作是很主观的，没有必要引导观众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土青春》就是农村的写照，对作品的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艺术家只是提供一个视角。

曾：有一件作品比较重要，《驾着胜利的梦》。2009年我还在读研究生，暑假回成都画画，想画一张2.5米的作品，但没有工作室，借了程毅在北村的工作室。

暑假最热的时候，我在工作室搭了个帐篷，从早上8点钟吃完饭一直到凌晨1点都在画画，坚持了十多天，完成了这件作品。创作完之后运回重庆，再到上海、法国，最后到藏家手中。

《驾着胜利的梦》，这种胜利是否是真的胜利，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文化、生命等各种背景下达到的胜利，应该去思考或去重新审视。作品本身是影射了很多东西，我没有跟藏家正面交流，这位藏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也可能会引起他的共鸣。

王：这件作品对你来讲记忆如此深刻，因为一个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曾：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不重要了，经历全部投入到创作中。

王：创作就是一瞬间的事，再让你画的话，这种感觉不一定再能表现出来。

曾：再画一张肯定没问题，但也肯定的是作品没有感情了。

王：很多人因为生活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创作的方向，作为青年艺术家你如何看待艺术家、资本和商业的关系？

曾：这个问题我毫不避讳。对我来讲，一是我运气好；二是我父母给了我很多支持，否则我可能也会面临各种困扰和压力。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有人问他做一位好设计师的条件是什么，他很直白地说家底要厚，也就是说家庭支持能够让你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不去做那些影响你对艺术判断的事情，尽量少走一些弯路。

王：家庭的支持让你保持一种很自然的创作状态。

曾：我父亲是大学老师，教油画。他知道艺术家的成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尽可能地给我创造很多环境，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规避了很多脱离艺术主线的东西。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面写生，做跟艺术有关的东西，这么多年的积累，也形成了现在的创作。

艺术家和资本的关系，经济上我不考虑，我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生命或人生价值的东西，让我的生命有意义、有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肯定不断出现，不断地跟你合谋、商量、合作，但我不会去附属或献媚资本，我跟资本的关系是平等的，需要借用资本做一些事情，但不会过多的被资本干扰。

王：职业艺术家应该有经济人去打理这些关系，艺术家要做的就是安心创作。当然在目前情况下这很难实现。但艺术家对资本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曾：对，如果总是追着资本跑，不但追不上资本，还很受限制。艺术可以做成商品售卖，但如果为了迎合大众，用资本来限制没有定性的年轻艺术家，对艺术家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王：艺术是属于精神的东西，即使做成商品也应该是对大众精神价值的引导。你对车为何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曾：可能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读的幼儿园在路边上，每天能做的事就是看车。而且我父亲经常带我出去农村写生，在那里能看到很多的拖拉机、手扶车等。

王：每个人的经历、感触也不一样，或多或少都跟成长环境有关。你有没有想过架上绘画之外的表现形式？

曾：架上的东西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许会换一种表现手法，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范本。

 

作者：王善春